明孝宗在晋朝历史中为何被视作屈指可数的好皇帝

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明朝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年，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

当然，也有例外。谷应泰的这段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他多方征求方正之士，杜绝嬖幸之门、抑制外戚、制裁太监。他在早朝之外增设午朝，加强了与大臣和百姓的沟通。

这和孝宗的素质很有关系。他在太子时期得到博学多才的人物如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他们熟读经史，对他养成了“仁孝恭俭”的品格。在即位后，他仍然手不释卷，对待国事认真严肃，无怪乎人们称赞他是明朝最为遵循儒家伦理规范的皇帝。

他的施政也颇受推崇，他拨乱反正，即位以后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和尹直，以及另一名大学士刘吉，这些人都是以阿谀奉承著称，不会理政，只会高呼“万岁”，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他们升官法门，就是巴结权贵，与方术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结，以至于影响了国家大计。

然而，有几个例外。在弘治一代，被誉为“众正盈朝”。这些高风亮节的大臣敢于直言极谏，他们包括司礼监太监怀恩、大理寺官员夏堠以及翰林院候补官员张昇等。此外，还有一批德高望重的大臣，如南京兵部尚书王恕和礼部尚书丘浚，他们都是刚直不阿、忠诚耿介的人物。

王恕曾因其敢于直言而闻名，并因此遭到排挤，但在弘治元年(1488)被召回出任吏部尚书，用以整顿班子的调整工作。丘浚则是一位学者型官僚，他通过苦读考取进士，并成为内阁大学士，其所作《大学衍义补》深受皇帝青睐，被视为辅助治国的一本重要著作。

尽管如此，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矛盾。当时宫中举行宴会，一次座次排列的问题引发了一场争执，最终导致两人之间产生嫌隙。此后，便开始出现种种猜忌和斗争，最终导致王恕被迫退休，而丘浚则因为他的某些偏激言论而受到一些人的诋毁。不过，即使这样，这两个人物依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地标式足迹，为当时政治生活增添了一抹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