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帝制社会中真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实属罕见。从秦朝到清朝，开国之君除外，大多数守成之君往往难以令人恭维。原因在于，这些人从小就生活在宫廷深处，没有经历过世俗的磨难和挑战，他们耳边只听的是阿谀奉承的声音，因此养成了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因此，他们很难有效地治理国家，力挽狂澜。
清初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着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从襁褓之年起，就有阿谀臣服的人；长大后，又有戏弄他们的人；更长大一些，则有嬖幸者；即位之后，便是面谀者。这正如千金子弟性格骄纵，而万乘尊贵追求个人的快乐，不愿意听到自己的过失，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而，也有一例外。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谷应泰认为他是一个例外。明孝宗是一位恭俭仁明的皇帝，他勤于学习治理国家，并且身边聚集了一批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这主要因为他广泛征求方正之士，以杜绝嬖幸之门、抑制外戚和太监干预政事。他还增加了午朝召见大臣，并亲自访问民间疾苦，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他的一代被称为“众正盈朝”。
这与他的品质有关。当他还是太子时，由博学多才的大臣们如程敏政、刘健指点，他熟读经史，从而养成了“仁孝恭俭”的品格。一旦登基，他仍旧不断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遇到疑问便立即咨询儒家的法官或吏员。不奇怪人们将他誉为最遵循儒家伦理规范的皇帝之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通过选择人才来改变这一局面。在内阁大学士万安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典型案例。他不仅不会处理政务，还只是会高声呼喊“万岁”，被人讥笑为“万岁阁老”。他的升迁途径，就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家族，以及投合李孜省等佞幸人物，让朝廷陷入混乱。随着明孝宗即位后的发现，一份文件夹，上面标注着“臣安进”——是万安奏折，每一件都推荐了各种秘术给皇帝。于是，太监怀恩带着这些奏折去内阁传达了皇上的口诀：“这是不是应该由大臣这样做？” 万安无言，只能低头叩拜。他原本就名声不佳，更因这个事件受到言官们连续上疏弹劾，被迫罢免。
接着又有一名内阁大学士尹直也遭到了罢免。此二人沆瀣一气，与另一个大学士刘吉一起，在言官眼中显得有些可疑，因为他们曾向言官许诺封官许愿，同时建议皇帝提拔他们手下的人选。但这招果然有效，使得那些想表忠心但又害怕惹祸大的言官缄默起来。不过，还有人敢于直言，如翰林院候补官员张昇首先站出来，对刘吉进行攻击，说李林甫和贾似道合二为一，是双重奸人。大理寺卿夏堠上书指出刘吉并没有比万安和尹直少什么罪行，但奇怪的是，即使如此 刘吉依然能够获得加职晋爵，被人们讥讽为“刘棉花”，每当弹压越厉害，它就会反而更加蓬勃发达，最终引起了皇上的厌恶，被派遣太监勒令罢职。
为了清除宦 官中的宦奴，并启用德高望重的大臣，明孝宗采纳了一项建议：重新任命司礼监太监怀恩，因为其支持语言自由并抨击传奉制度被先前贬黜至凤阳的事迹，用以表示敬佩与倾心把他召回。在召回后，怀恩立即向王恕建言：罢黜阿谀万贵妃的小人，将王恕召回来负责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而王恕在成化年间因其敢于直 言极谏而闻名，在成化元年(1465)成为南京兵部尚书，被调任吏部尚书掌管班子的调整工作。不过，由于一直未能得到重用，其原因就在《明史·王恕传》所述：“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退休后，他却因为勇於陈说真相，不断受到推崇，被推荐几无虚日，最终顺应起用作为吏部尚书，让他参与机务开创了内阁成员进入尚書级别职位的一次新纪元，即使已七十一岁高龄也不放弃公事。
另一位受信任的大臣是丘浚，他幼年丧父，由寡母教导，全靠自己努力读书考取进士。在翰林院工作期间，他深入了解国家典章制度，因经济方面的才能自负。在两广军事行动中，当时正在翰林院工作的丘浚撰写了一篇洋洋数千字的情报报告，为李贤提供参考，并获得高度评价被提升至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祭酒位置。他根据真德秀关于治国平天下的内容补充不足部分撰写了一本《大学衍义补》，对于唐代以后财政政策展现出独到的见解，最终出版获赏识晋升礼部尚书参与编纂《宪宗实录》，再次展现其学术造诣及政治智慧，当时已经七十一岁高龄仍旧积极参与政治决策过程中的讨论与修订，有力地影响了弘治四年的政治形势，其中包括促进文渊阁设立新的权威机构，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行政管理的手段等政策措施，对整个晚期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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