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明时期，文士们的生活方式与以往有所不同。尽管他们个别人心灵敏锐，耻感强烈，不愿食用不正当之物，但整体上，这一阶层的人格特点是不会过度追求吃得好，而是乐于参加派对和聚会。他们常去财主家中白吃白喝，与其他宾客一起大快朵颐。这样的场合充满了欢笑和愉悦，让人感觉像是进入了一种大同世界。
明宗室后裔朱承彩擅长挥霍钱财，他家的确富裕，却不存私蓄。他经常邀请文士和妓女到家中饮宴，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他举办一次盛大的派对，邀请南京的张献翼等一百多位士子共进晚餐，还请来了马湘兰等四十余名妓女助兴。这类似于国君亲自筹备喜庆活动，但他选择加入的是民间的欢乐场合，因为在那里能享受到跟大家一起吃饭带来的乐趣。
此外，有些金銮者本应该在家里筹备婚礼，却决定去参加这些派对，他们认为，在群众面前共同享受美食比自己独自一人更有趣。在这种氛围下，即使发布公告让王伯稠回家吃饭，也难以引起他的反应。
王伯稠这个人物生动而又才华横溢，他身高八尺、才情旺盛，但家庭资产并不丰厚。他却常常不带分文地去别人家蹭饭。即便是在别人的重要日子如娶媳妇或生子的大喜事，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宴席，无论熟人还是素昧平生的他，都不会吝啬自己的胃口，只要看到桌上的美食，就会尽情饱餐一顿，然后无声无息地离开。这段描述展现了王伯稠独特的性格魅力，以及他对于美食的极端热爱。
诗人吴扩人虽然品德高尚、诗名远扬，却也喜欢混迹酒局，与朋友共赏佳肴，没有因为讨好财主缙绅而刻意奉承，只是一杯酒两碟菜，便能沉醉其中。林春秀这位自由撰稿人的故事更令人叹为观止，他虽然穷困潦倒，却依旧钟爱酗酒，每天赖着朋友郑铎家的门檻，要喝酒，甚至连骂人的话都说得头头是道，而郑铎则是不介意地给他送来不断量的小小瓶装葡萄酒，这种互相扶持的情谊，是晚明社会中的奇异现象之一。
晚明时期，对于文人们来说，没有固定的职业保障，他们既可能成为科举考试中的候选人，也可能流入商业领域，或是在缙绅圈内游走，或是直接向财主求取帮助。不管怎样，他们总希望能够获得一点稳定的收入，比如通过写作或者卖画赚取一些微薄的一笔钱，并且与其他文友交往交流，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感到满足。而那些资本主义初步崭露头角的商人们，则开始养起了这些文化工作者，为其提供经济支持，同时也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社交上的提升。
总之，在那个时代，商界与文学界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其中商人们被视为支持者，而文学作品则成了社会精英之间交流思想感情的手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即便是傲慢或轻慢也不再构成障碍，因为每个人都明白：文字与金钱并重，它们都是维系社会秩序和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由于国家对于学者的态度发生变化，使得民间开始承担起养士教育任务，从而形成了新的风气，即民间养士新风。这也是为什么李渔及其后的清代文学家们可以如此随意地向世俗索取款项或食物，从未感到羞愧，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深刻的人际关系变化——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观念下的互帮互助。在那样的环境下，谁还敢说这是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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