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阅《宛署杂记》，发现第十七卷中记载的“字民风二”章节，详细记录了明代万历年间老北京方言的多种说法。原来以为这些话是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特色，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燕赵一地自有之语，颇具研究价值。父亲提到：“爹，还有两个说法：一个大，一另别（平声）—后两个方言谁能还记得？”在父母口中，儿子被称作“哥哥”，女儿为“姐姐”，而这两词虽然依旧存在，却应随着时代变迁逐渐淡出。
代替人说话被称为“挂搭僧”，其含义深奥复杂，不易理解；又如不诚实的人被形容为“溜达”，但这种说法已难寻踪迹。不理人的行为则用语为“臊不答的”，即便我身处北方，也偶尔耳闻此词。不着急的事物被描述为“疲不痴”，这一表述至今仍可见到。而对事物久无新意，则谓之“曹”。
对于倒水要极尽量度时，满杯即告完毕，用语则是“我已经倒够了，都溜沿了。”在我的家乡，还有一句类似的俗语，“浮溜浮溜的”。若事物头未完尾未断，则名之为“齐骨都”，实在无法领会其含义。而若事物缺乏整齐，就叫做“零三八五”。此外，对于水桶，我们习惯称之为“稍”。至于老鼠夜行时，被比喻成什么？确实听过：“夜磨子”——这是否也是京城特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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