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子嗣问题的重视程度远非现代人所能想象。顾炎武，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大儒，在奔波著书立说的同时，也深知子嗣之重要。他一生无子，这成为他毕生的憾事。直到傅青主医师告诉他，即使五十九岁依然有生育的可能，他便纳了妾。这不仅是为了延续家族血脉，更是一种对传统观念的坚守。
在汉朝文献《白虎通义》的《嫁娶篇》中，便提到“天子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国广继嗣也。”多娶老婆，是为了更多的孩子和国家的繁荣。在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思想至今仍被一些人所追求。
中国古代有一类图书，如《广嗣宝集》，相当于现代育婴宝典，专门指导那些希望生孩子的人如何进行准备。这些书籍里包含了各种“仙传种子丹方”、“种子法”，旨在帮助人们解决生育问题。
这种对于家族责任感和对祖先崇拜的心理驱动力，使得中国人热衷于生育，即使这意味着放弃个人自由。因此，对房中术的需求日益增长，《医心方·房内》的“求子第廿一”章节，就占据了整个作品中的显著位置，其篇幅远超其他章节。
顾炎武的一例，虽然看似简单地为了财产继承，但对于像他这样认为天下已亡的大儒而言，这些问题都变得微不足道。而当科学昌明时，如果没有孩子，现代人会去找医治；那么古代人呢，他们只能求助于房中术来拯救全人类，从而将其提升为了一门高尚学问。
然而，每个学科在萌芽时期都会存在谬误，比如关于女性排卵周期的问题。但是，在寻求子的过程中，这些谬误往往被忽略，而选择在安全期进行尝试。这一点可以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胎产书》上看出，其中记载了禹问幼频关于生产的问题，并得到回答：月经结束后的三日内，有机会怀孕，每一日可产生男孩，一日可产生女孩。
总之，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对于家庭、社会乃至民族发展来说，都给予了极高的地位，因此家谱与血缘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