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武五年的某个日子里，我翻阅着《孟子》时，突然心生大怒。随即我下令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移除，并严厉地指示：“若有人敢于不敬之言，则让其遭受谴责，甚至命金吾卫射杀。”听到这个命令，全朝文武都惊慌失措。
尽管我对《论语》情有独钟，对孔子的思想深信不疑，但孟子作为发扬孔圣仁义的“亚圣”，为何会激起我的强烈反感呢？归根结底，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我的个人经历让我对文人产生了深刻的误解和反感；其次是孟子的“民本”思想触动了我的逆鳞，让我感到如芒刺在背。
出身贫寒，我曾放羊、做和尚、当小军官，最终成为一国之主，这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我清楚自己缺乏文化背景，如果想要统治并巩固权力，就必须掌握文化。但是我天生的态度一直是不屑于文人的，他们对于我而言似乎没有存在的价值。比如，当我命令制作案台，用独木板代替其他材料时，我回答说：“秀才顽固，不愿意改变，使他们变得坚硬，不要让他们破坏我的案件。”这说明了文人的地位在我眼中微不足道。
更重要的是，孟子的“民本”思想使得他的话语成了针对我的直接挑战。他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意味着人民的地位高于国家利益，而君王应该以人民为中心。如果一个君王想得到天下的支持和忠诚，就必须施行仁政，爱护百姓。不应强加给人民那些他们讨厌的事物。这一点与孔子的“仁”相比，更侧重于保护和关怀平凡的人们。
在《孟子•离娄下》的篇章中，他提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里明确表达了一种观点，即真正的尊卑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建立在谁能保护人民基础上的。因此，只有真正关爱百姓的人才能称王。而残害百姓的人则是孤立无援。这意味着任何不符合这种标准的统治者都理所当然地应该被推翻，即使他拥有整个天下也不例外。这并不构成篡夺或弑逆，而仅仅是在为了消除暴政，从而达到民众利益的一种行动，如周武王推翻纣王一样，是正义无价的一举一动。
最后，由于这些原因以及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导致对知识分子产生先天性的嫉恨，无疑促使朱元璋将 孟子的牌位撤出了文庙。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在第二天，一群伪装成学者出现，说夜观星象显示文星暗淡，他们担忧皇帝得罪上苍，这样的事情极其严重。面对这一情况，我不得不恢复了他的牌位，但是同时也采取更加隐晦的手段来控制，以删去三分之一左右书籍内容作为一种形式上的妥协，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削弱对方影响力的方式。一场关于知识与权力的斗争，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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