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武五年的一个清晨，朱元璋正翻阅着《孟子》时，突然间他的脸上绽放出了愤怒的色彩。他迅速下令，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移除，并且严厉地警告那些敢于反对的人：“有不敬者，以此论之，并命金吾射之。”这一消息传遍了朝廷，全体文武官员都感到震惊和恐惧。朱元璋虽然对《论语》情有独钟，对孔子怀有一份深深的敬意，但他却对孟子这位发扬孔子的仁义思想的“亚圣”人物产生了强烈的排斥。
朱元璋个人的经历让他对于文人抱有一种本能上的敌视。在他的身上，从贫寒到统治者的转变，他深知自己是以武力起家，没有学问作为依靠，因此必须通过文化手段来统一思想、巩固自己的权力。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天生持有一种轻视文人的态度，看不起那些读书人。比如，当有人询问为什么要用木板做学习桌时，他回答说：“秀才顽，使之坚硬，不使败坏我的案牍。”这就足以说明在朱元璋眼里，文人的价值并不高。
更为重要的是，孟子的“民本”思想激起了朱元璋强烈的情感反应。众所周知，孟子曾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人民的地位要高于国家利益，再加上君王。这意味着君王应该为了人民服务，为国家和人民着想，与孔子的提倡的“仁”相比，“民”的概念更加突出。孟子认为，如果天子想要拥有天下并保全四海，就必须施行仁政，用爱心对待百姓，不强加他们讨厌的事情。这与后来的政治实践形成鲜明对照。而且，在《离娄下》中，孟子明确指出：“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視君如寇仇。”这是说在Sonkson的心目中，没有绝对的尊卑关系，只有保护人民才能称王，而残害百姓则是不配得天下的行为，这也是推翻暴政的一种正当理由。
因此，由于自身文化上的劣势和先天性的嫉恨，加上被这种“民本”思想刺激到的敏感性，无疑让朱元璋更加憎恶这些知识分子，最终导致了将Sonkson逐出庙宇的一个事件发生。此事虽暂时平息，但是由于其文化底蕴浅薄，对知识分子的自然敌意，以及受到孙子的观点影响后的不适，都促使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或消灭这些可能威胁到他权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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