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覆辙下的永历西狩南明沦亡的哀歌

大清朝覆辙下的永历西狩,南明颠沛流离的悲歌 南明这段历史,是一个颠沛流离的过程,较少为人关注。相信这篇文章会对你了解这段历史很有帮助。

之前讲到明清易代,不一定是以李自成进入北京作为明朝覆灭的标志,若按照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被俘来看,那么明朝又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名义上是这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出过专刊,讨论过史学研究碎片化的问题:一方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不应该只注意很细小的问题,否则研究就陷入碎片化;另一方面,有些历史学家则认为研究必须从小问题着手,否则你说的话是否有根据、有道理就值得推敲,所以小事件和大叙事如何结合起来,是所有的历史学家要思考的问题。

今天所讲的问题,就是试图从这方面入手做一些探索。「永历西狩」的「西狩」是什么意思呢?

古代国君逃亡不叫“逃”而叫“狩”,慈禧太后逃到西安也叫西狩。永历皇帝在广西即位,小朝廷不断西迁,从贵州到云南,再迁至缅甸,这个过程就是“永历西狩”。这个故事,大多数中国人都只是听闻其名,却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深邃。

中国历史上二百六十多个皇帝中,有很多不得善终:有的被杀掉,有的被毒死,有的一直囚禁,也有许多逃亡,比如「安史之乱」中唐玄宗仓皇逃到成都,他的后代唐僖宗也跟着他;南宋灭亡时,宋恭帝仓惶跳海;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前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一起仓促逃往陕北。这不是唯一一次,一切关于皇帝命运变化的事例,都充满了戏剧性。

岳飞在著名诗《满江红》中写下「靖康耻犹未雪」,所谓「靖康耻」,指的是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在靖康之难中,被金兵俘虏至东北的事。在现在看来,这个地方虽然属于国内,但当时对于宋朝来说,它还是外国。而在明朝里,就发生了英宗被瓦剌人俘虏并囚禁几年的事件。瓦剌是一个与明朝敌对政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外国,所以这些避难于外敌的情景,并非罕见,只不过永历帝是主动跑向外国的地方所以独一无二,或许可以说绝无仅有。

有人觉得这是小历史,对吗?我们用新的眼光去审视一下。当我去参加了一次会议,那是在贵州开会,我参加的是由明史学会组织的一个南京讨论会。那时候,我们谈到了南京政权建立之后,他们不断地移动,最终定居于今日贵州省兴义市安龙县。这座城市,在那时代只是一个百户所驻地,而他们将首都设立于此,可以想象他们怎样渴望稳定和安全。一路上的文武百官只有五十多人,加上随行人员和宫廷内的人们总共2900余人。

自那以后,他们便成了一个空头政权。在《残明纪事》记载:“王自入黔,无尺土一民”,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见永历帝的小国家确实微不足道。但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得以幸存下来,因为它们没有什么可失去,因此也不必担忧失去了什么。

1646年,当初建立时,他们控制着整个华南地区,并且还有一定的势力范围在东南沿海特别是在台湾附近区域。而就在建立政权前夕,即1653年鲁王朱以海去世,该政权内部开始考虑给他谥号,其中提到:“今圣天子远在滇云,其道路阻梗末岁上请姑同岛上诸文武叙王本末及生薨年月勒石藏诸圹中指日中兴特旨赐谥改葬。”(《监国鲁王圹志》)因此尽管鲁王建政比起永历更早,但他们仍然承认自己是 永历下属的一部分。

然而,在这一时期,即使他的力量微弱,他仍旧拥有自己的军队。在该政治体制从华南转移到贵州期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大顺军首领张献忠在四川战败身亡,其余部进入贵阳,然后再次撤退回四川,被迫退守遵义的大营。大顺军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四位将领带领进入云南省,与当地最高统治者沐天波达成协议共同反抗清政府恢复江山。此刻李自成的大顺军势力仍然活跃湖北地区,将湖北境内所有清政府官员全数处决。在各地反抗清政府的声音增强,其中最主要的是依附于永烈旗号下的那些反抗势力。此外,还有一些投降给清政府但随后又倒戈回归原先效忠行为的人群出现,如广东省两广提督李成栋宣布反清归附并率兵进攻赣州;湖南省的情况也是如此,只剩下长沙及岳阳两个城池为止。而对于这些情况来说,如果我们把它们放置于更加宏大的背景——整个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的变革——那么这种局面并不算特别罕见或显得微不足道。

甚至还有更多证据表示,当那个时代,“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了他们作为合法统治者的身份几乎每个邻邦都接受了他们,而只有日本稍晚才加入承认这一点,但是实际操作中的态度不同。一边嘴巴里称赞对方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一边却私底下拒绝承认其存在,这样的虚伪游戏持续进行着,而且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在文化交流还是经济贸易领域,上述国家间关系都是非常复杂而且富含矛盾性的。

越南(当时称为安南)曾经一直保持独立状态,但最终因各种原因选择臣服于中国汉族统治者,而我们的文人的智慧和勇气,使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没有让我们的文化根基受到侵蚀或改变。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的地球村概念。如果你们需要进一步了解这样的信息,请继续阅读,以获得更深层次理解!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