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扩招政策是其录取制度的核心。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关切,并决定召集所谓势家子弟进行特别考试。这一做法逐渐形成了“别试”制度,对“官二代”的特权有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
宋朝的录取政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倾向于平民和庶族,让更多机会给普通学子;二是增加录取名额,使得更多人有可能金榜题名。在太平兴国二年的进士及诸科考试中,共录取500人,是当时的一个记录。此次考试前,赵光义提出了10%左右的录取比例,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标准。事实上,这次选拔出的学子中确实涌现出许多后来成就显赫的人才,如状元吕蒙正。
咸平三年的一次大规模选拔中,又一次显示了宋朝对人才多样性的重视,那一年共计740多人被录用,其中包括900余人的特奏名,以及从落榜生中的补录500余人。此外,“特奏名”这一特殊政策也体现了宋朝对于未能及早被识别出来但具有潜力的考生的照顾。
由于这些积极措施,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最容易通过科举取得成功的一段历史。在这种鼓励下,每年的应试者数量激增,比如淳化二年,就有超过10万人参加解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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