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期发展，西方在民族主权国家边界内形成了一套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相互依存、彼此制衡的制度。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边界，释放了其中经济和资本的力量，使之在缺乏社会和政治力量制约的条件下相对自由地发展，对世界各地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引发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金融业全球化加剧了资源分布失衡，并激发危机，进一步影响了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边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使其进入调整变革时期。
西方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经历漫长历史，围绕资格（如财产、教育程度、种族、性别等）及权力进行多次博弈。英国通过选举法改革逐渐取消选举限制，在不断发展的社会组织基础上建立普选权特色政体，并在20世纪后半叶通过规范自由资本并对社会干预形成现代福利国家。在其他发达国家，或多或少效仿这一框架，构建西方基本政社制度。这一框架通过宪法为核心法律体系得到贯彻落实，其内容包括：利用选票实现政党竞争与轮替目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职业文官中立系统。
通过选票实现政党竞争与轮替目标，以欧洲为例，从17世纪英国议会派系到现今活跃于各国及欧盟舞台上的政党，这一过程充满竞争欲望，以掌握政权作为目的。在多数西方国家中建立两党或轮流执政体制，让不同利益诉求在竞争中表达并保持稳定性。在竞选拟获胜者不仅能推行政策主张，还能获得立法优势影响方向。此外，由于需大量资金拉动支持，所以实际上已成为资本利益集团工具。
三权分立结构确保有效控制，但媒体独立地位使其成“第四权”，议会的地位凸显，它由人民产生代表组成，是现代代议机构，不仅拥有立法预算监督行政职能，而且可以审查批准政府财务决策。
职业文官系统保持“中立”，公开考试录用严格考核终身任职无过失保障，在东印度公司引入改造以防止“分赃制”弊端，为现代中国重要经验来源之一，比利时无政府状态持续一年仍然稳定，其原因正是文官体系支撑所致。
二战后 西方 国家是一整套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系统。卡尔·波兰尼认为经济可持续关键是市场与社会有机协调，而脱离约束市场最终难逃危机。他指出随着市场扩张，一切反抗原则扩张的人们运动将试图保护自己，即使这意味着限制市场原则，避免自我毁灭。一旦启动，就增强市场与社会之间紧张关系，最终摧毁所谓自我调节市场。当人类意识到必须重新平衡他们之间关系时，他们就开始寻找新方法来维持生活方式而不是为了生存而战斗—就是要尽可能减少冲突并增加合作。如果人们能够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已经走上了一个更安全，更人道更加积极向前看的一条道路——因为我们正在学习如何管理我们的自然环境，而不是让它管理我们。
波兰尼分析的是以民族主权为特征时代特征，但是现在国际范围内迅速展开的情景正是在改变这些传统安排，将世界纳入单一行为规则下的共同空间。但这种跨越疆界活动却无法同步调整相关国内外政策，这导致当初几百年努力构建起来但又不能适应全新的局势——即使它们从未停止变化——所以需要再次考虑如何重塑这些安排以适应新的条件。
具体来说这种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大型利益集团，从90年代起跨国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商贸事务中的不可忽视角色私人资本既富且强，有能力操纵甚至影响政府决策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分工贸易行为者的先锋者。而它们几乎完全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只剩下被迫承担某些义务而已。
政治干预至关重要，当经济周期无法自动恢复时，无论是生产还是雇佣都无法正常运转……因此必须采取行动解决这个紧急情况。这一切都是由于当前正在发生的事物以及过去几十年的趋势，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复杂，以及所有参与者都感到自己的未来受到威胁
在波兰尼眼里真正成功的话必需有三个部分工作良好一起：首先要有一种广泛接受并实施公平合理划定的收入分享方案；第二，要有一种能够给予每个人足够机会去提高自己的技能去追求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从事职业；最后要有一种能够提供必要服务来帮助那些没有足够能力或者愿意提升自身技能的人取得成功的地方基于这样的理解他提出了他的理论，即虽然这个世界看起来像是按照19世纪模式运行一样，但实际上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情况下
总结来说，如同波兰尼所言，与19世纪类似的情形似乎重演，但今天舞台远比那时候大得多。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面临着挑战，因为我们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也许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找到解决之道。但至少目前看来，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需要改变，以便适应新时代要求，而非继续沿用旧有的模式。但直至此刻是否真有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是否真的有人准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重大转变？答案尚未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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