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为了应对辽东的军事压力，户部尚书李汝华提出了“新饷”方案，每亩土地加征银三厘五毫。随后再次增加至二厘，并在崇祯四年提高到一分二厘，共计银六百六十万两。此外，还有关税、盐课及杂项的征收，使得总额达到了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在崇祯十年，为抗击民变，增兵十二万，加征“剿饷”，总数为两百八十万两。而在崇祯十一年，由于清兵入侵内地打草谷和屠城，杨嗣昌提议征派“练饷”，金额达到七百三十万两。
三饷的不断加派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官员们认为这是解决财政窘境的一种手段，但实际上却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御史郝晋言曾指出：“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一年能同时从京师向边疆输送二千万两银子。”因此，这些税收政策成为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在清朝初期，即使多尔衮发布了蠲免三饷的命令，但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放宽这些税收政策，只是进行了一些表面的调整。此外，在顺治十四年，“辽饷”被编入《赋役全书》作为“九厘额银”，而顺治十八年的税率仍然远高于明初时期，有时甚至超过原来的水平。这表明尽管官方宣布了减税，但是地方官员和其他利益集团继续实施各种形式的加税措施，因此这场争取减轻农民负担的斗争最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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