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宋朝灭亡的原因时，我们不能忽视它之前建立的官职制度，特别是通判这一角色。《历代职官简释》中瞿蜕园提到，宋初设立通判旨在监察知州、知府，这一职责之重，几乎与其同级别无异。实际上，它更像是对知州、知府的一种监督和约束。
《宋史·职官志》的记载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点。在建隆四年，有关长吏、通判签议连书的事宜得到规范。这意味着，不论是大郡还是小郡，都要有两名或一名长吏作为辅佐。他们负责兵民、钱谷、户口、赋役以及狱讼等事务，可行使裁决权，与守臣共同签书施行。此外，还有针对善否及职事修废的刺举制度，以确保各级官员行为得以监督。
这些措施显然是在打击五代藩镇专横，同时也体现了文臣被任命为知州的情况。通过设置通判，中央政府能够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控制，使得地方军阀不再轻易发号施令。此外，由皇帝亲自选定通判的人选，也体现出皇帝对于地方治理高度关注和微观管理。
例如，在赵廷美被贬房州期间，太宗便亲自挑选了阎彦进担任房州知州，并将袁廓委派为房州通判。这表明，无论是赵廷美的大案还是吴越王钱儆归国后的接收工作，都需要皇帝亲自介入并指定心腹人物进行监督。
然而，即使这样的制度安排，也难逃历史变迁带来的调整。在处理各种问题时，没有绝对正确答案，每个时代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应和调整。而当面临内忧外患时，即使最精妙的心机也难以为继，最终导致了宋朝的衰败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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