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个力图实现大一统的朝代，其初衷总是希望四方之国都能归顺于我。明朝也不例外，朱元璋即位之初，便派遣使臣携带国书前往日本，表达了两个目的：一是期望他们来朝贡；二是责令他们解决扰乱明朝边境的倭寇问题。然而，当这些使者抵达日本后，却遭到了杀害。这份耻辱让朱元璋愤怒至极，他扬言要出兵征服日本。
面对朱元璋的威胁，日本摄政王怀良亲王回信以礼相迎，同时暗藏强硬意志。这封信既给予了“天朝”面子，又透露出不愿轻易屈服的情绪。那么，小小日本为何敢杀死大明使者？这背后有着两场巨大的历史变故——南宋灭亡和日本抗击蒙古。
在南宋灭亡前，中国曾是日本仰慕的榜样。在南宋灭亡时刻，日本举国哀悼，这说明其对中华文明情感深厚。而元朝建立后，由于忽必烈攻打未果，加上台风摧毁船队，使得、日本对抗元帝的心理防线得到加强，从而失去了崇拜中国的情绪。
尽管百年后的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在日本人的眼中已经失去了正统地位。对于朱元璋轻视并鄙夷 日本而看待的问题态度，他们则认为自己更有资格继承中华文明的大业。大明与日俨然剑拔弩张，只待一触即发。但当面临朱元璋步步紧逼时，他们依旧坚守底线，不肯妥协。
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什么其他理由能够撑起如此决心？追溯历史，我们发现，那些执掌日本命运的人们展现出了战略眼光和自信底气。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中国作为力量，对外扩张能力有限，从未有过征服海岛国家的记录，因此不会轻易相信能取得胜利。此外，即便承认本土实力不足以战胜中国，也料定朱元璋不会做出像蒙古远征军那样的冒险，因为他会明白到战争风险重大，而且无功半途，更无所谓荣誉或名声可言。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大话压人但仍不敢轻举妄动，这反映了他们对“神风”的恐惧，以及可能忌惮重蹈覆辙，或许也是一种韬光养晦、避免与强敌正面交锋的手段。而最终，在留给世人的丹书铁券中，一次性规定将 日本定为“不征之国”，似乎是在寻找一种心理上的平衡—既然对方尊称我为“天朝”，自称为臣，我也就宽容一些，不再追究过去恩怨了。这或许是一种权宜之计，让双方都能从此保持距离，无论如何都不再发生冲突，最终达成了某种形式上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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