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44年的农历甲申年三月，李自成的军队攻破了北京，而当时的崇祯皇帝正是35岁。这位皇帝在紧急情况下召集官兵勤王，但那些曾经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东林党人却无一出现，他们早已逃离了朝廷。只有太监王承恩陪伴着他。在最终被吊死于紫禁城北面的煤山上，这位孤独的君主留下了一句遗恨：“若魏忠贤还在，天下本不会如此。”文官们评价他的死是“授首，何足道哉！”
崇祯对东林党有深刻的不满和遗憾，他意识到自己并非真正的君主，而那些臣子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直到他去世前才发现东林党背后的真实面目——他们以“偷税漏税”为名进行掠夺。
明朝晚期的一个怪现象是，无论国家如何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或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都会遭到东林党坚决反对，并且几乎总能成功阻止这些措施。他们认为政府只需说说义理就可以，而谈及利益则是不光彩的事。“不言利，只言义”，这成了他们拒绝任何增加税收改革法宝。
张居正改革重心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税，从农业税转变，这直接触动了江南地区工商利益集团，最终导致东林党成立。张居正一旦去世，他们立即废除了这一新制。
万历皇帝希望通过从江南资本家中征收微薄农业税来弥补国库空虚的问题，但由于户部管理外库仅接受农业税，不接受工商业税，因此万历将工商业税收入纳入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使用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内库中的工商业税。
随后，通过“廷击”、“红丸”、“移宫”等案件精彩演出，东林党第一次掌控了朝政，并迫使泰昌废除所有工商业赋役。当时中国各地发展水平和不平衡问题凸显：江南富裕但几乎免交高额赋役，而北方农民因高额赋役受苦，更是在灾难发生时无法生存。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故事展示了晚明江南市井、贩鬻盛行以及逐末营利者的生活情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富者的心态和行为模式。他涉嫌偷逃大量银两，对抗明朝严格规定的一百分之一附加率（三十进士）进行巨大的漏报与逃避，即便货物经过检查也能轻易蒙混过关，只交付极少量金额，以此牟取暴利。此类行为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于相关官员则是一笔小小的好处，对西门庆而言，则意味着更大的收益。
然而，在辽东战事紧张、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一些改变产生了。魏忠贤利用其权力要求各地交纳更多钱款，最终使得国库重新充盈，每个地方都建起了他的生祠。但这种情况让得意洋洋的地院政治派别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权力将会被削弱或消失。一旦天启驾崩，再次掌握权力的机会降临到了崇祯身上，他站在原来的位置，与之前一样支持那帮势力的回归至顶峰。而最后，当魏忠贤被免职并守陵期间忧愤而逝，其厚葬之礼也只是表彰了一段历史上的复杂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地修改政策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手段，但它同时也是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根源之一。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策频繁变动以及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使得腐败现象更加猖獗，为后续更剧烈事件埋下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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