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除了打天下的开国君主，大多数守成君主，实在难以恭维。这批人从小在深宫高墙之内成长，没有经历磨难，耳边一片阿谀奉承之词，养成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指望他们力挽狂澜，难矣哉！
当然，也有例外。明孝宗朱祐樘即是这样一个例外。他恭俭仁明，勤求治理，身边多是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这与他的素质很有关系。他在太子时期，就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养成了“仁孝恭俭”的品格。
他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对国家事务持有浓厚兴趣，无论是《孝经》、《尚书》还是《朱熹家礼》、《大明律》，稍有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他还拨乱反正，不仅罢黜了佞幸之臣，还对内阁、六部作了大幅度的人事调整。
例如，他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此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不会理政，只会高呼“万岁”，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他升官的法门，就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兄弟，与方术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结，以至于朝廷中有人上疏请求调查他的行为，最终被发现了一系列诡计和舞弊行为，被迫罢官。
接着被罢官的是另一个内阁大学士尹直。还有另一位大学士刘吉，他也遭到了众矢之的，因为他把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钳制言路的贾似道合而为一，是双料奸臣。但奇怪的是，这些污蔑都没有阻止他继续发挥作用，并且依然能够加官进爵，被人们称为“刘棉花”。
为了起用德高望重的大臣，如司礼监太监怀恩这样的人物，他们支持言官抨击传奉官被先帝贬往凤阳，所以受到尊敬并重新召回。而王恕这个名声显赫的人物曾因为敢于直言极谏而闻名，但一直未能获得重用，一直到明孝宗即位后才被起用担任吏部尚书，让他负责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
丘浚是一个学者型官僚，他幼年丧父，由寡母教导读书过目成诵。家贫无书常常走数百里借书，最终考上了进士。在翰林院工作见闻愈加广泛熟悉国家典章制度，以经济之才自负。当丘浚写了一本关于《大学衍义》的补充著作，并呈献给皇帝，被高度评价并出版使用，这显示了他的学术功底和文化追求。
然而，有两位皇帝倚重的大臣王恕和丘浚之间却存在着嫌隙。一方面，他们互不服气；另一方面，他们也有合作的一面，比如共同揭露腐败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冲突或争执。在某次宴会上座次排列问题上，他们甚至发生了争执，从此彼此都不再说话。而最终导致王恕退休的事情也是由这些纷争引发的。
尽管如此，在历史上的评价中，这两个人都是公认的大器晚成者，而明孝宗则因其治国能力以及对人才选拔和培养的问题态度而成为大家赞赏的一代英主之一。在他的统治下，即使是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也有一群忠诚正直、大智若哲的人们能够保持清醒头脑，为国家谋取利益，为民除害，其影响力至今仍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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