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明朝在这方面尤为突出，除了打天下的开国君主，大多数守成君主实在难以恭维。这批人从小在深宫高墙之内成长，没有经历磨难，耳边一片阿谀奉承之词，养成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指望他们力挽狂澜，难矣哉！清朝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
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长大，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不闻己过宜也。”当然，也有例外。谷应泰的这段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他身边多是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这和他的素质很有关系。他不仅注重儒学学习，还能接受不同意见，有益于治国。
这是因为孝宗的素质很好。他在太子时期，就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对经史兴趣浓厚。他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不断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大明律》，遇到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这正是人们称赞他是明朝最遵循儒家伦理规范的皇帝。
弘治年间，他拨乱反正，一系列措施打击了宦官势力的干预政务，同时通过人事调整改革了中央机构，使得政府更加合理化。在这一过程中，他周围形成了一批忠诚可靠的大臣，如丘浚和王恕，他们都是能够直言进谏的人物，但也有争执的时候，比如丘浚与王恕就曾因座次排列问题产生误会，最终影响了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
然而，这些争执并没有阻碍他们对于国家事务上的贡献。例如，在政治上，由于不断受到宦官势力的干预和腐败现象加剧，加上民众对政策失望的情况日益严重，而这些都促使了一些忠诚的大臣们更积极地参与到政治改革中去，并且提出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在中国历史上，那些真正能够实行有效改革并被后世传颂为“好皇帝”的人物确实少见。不过，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皇帝虽然面临着诸多困境，但是依然能够做出正确决策，为国家带来繁荣昌盛。这其中包括那些勇于革新旧弊、倾听不同声音、大胆采纳良策而取得显著成绩的一代领导者，即使是在封建社会这样的复杂环境下，也能发挥其领导者的作用，为社会作出贡献。而这种能力，无疑也是衡量一个好的统治者的重要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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