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明朝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对此有一段精辟的议论，颇值得细细品味。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年，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
当然，也有例外。谷应泰的这段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在他看来，孝宗就是例外：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他多方征求方正之士、杜绝嬖幸门、抑制外戚和太监。他在早朝之后增设午朝、频繁召见大臣，并访问疾苦寻找治安解决方案。
这与孝宗素质很有关系。他在太子时期得到博学多才的人如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他们熟读经史，为他养成了“仁孝恭俭”的品格。在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每当遇到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因此人们称赞他是明朝遵循儒家伦理规范最为严格的皇帝。
首先触及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此人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不会理政，只会高呼“万岁”，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他的升官法门，就是巴结万贵妃及其兄弟，与方术佞幸李孜省互相勾结，对于国家事务没有什么贡献。而当清除宵小大臣并起用德高望重的大臣后，如司礼监太监怀恩，这些人才纷纷被召回或起用，以确保朝廷能有效地运转。
例如，当时的一位名将王恕，被认为是敢于直言极谏的人物。当时，有民谣唱道：“两京十二部，无一人王恕。”然而，即使如此，他也未能获得重用，因为人们认为他刚直过头。在弘治元年（1488）中，一位翰林院庶吉士邹智向王恕提醒说，如果想影响皇帝的话，就应该直接请求皇帝召见，然后一一指出时政中的弊端。这些建议最终改变了政治局面的走向，使得每天下午都增加了一次接见，大臣们可以直接向皇帝陈述他们的意见，而不是仅仅通过奏折表达。
另外，还有一位名叫丘浚的人，他以经济才能自负，是一个学习刻苦努力的人。丘浚上书给内阁大学士李贤，其内容洋洋数千言，用以讨论形势和政策，并且其著作《大学衍义补》深受孝宗青睐，最终成为官方出版的一本书籍。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大臣，如刘健等，他们都是君主信任并倾心于施展才华的地方。
尽管这些优秀的大夫存在，但也有争执发生，比如丘浚与王恕之间就曾产生矛盾。但这样的争执并不妨碍他们各自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且他们对于如何改善国家事务都持同样的热情态度，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整个社会，使得明代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稳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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