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至清的帝制时代，值得称道的好皇帝屈指可数。明朝中的一位例外是明孝宗朱祐樘，他在历史学家谷应泰眼中展现了非凡之处。谷应泰认为，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与众不同，是因为他多方征求方正之士，杜绝嬖幸之门、抑制外戚和太监的影响。他还特别提到，孝宗在早朝之后增设午朝，并频繁召见大臣和民间探听疾苦，以此寻找治安的道路。
这个品质与他的素质紧密相关。在太子时期，他受到了博学多才的大臣如程敏政、刘健等人的影响，他们教导他熟读经史，使他养成了“仁孝恭俭”的品格。一旦登基，他仍然不断阅读《孝经》、《尚书》、《朱熹家礼》和《大明律》，并且对于任何疑问都会请教儒臣法吏。
人们普遍认为他是遵循儒家伦理规范最为严格的皇帝之一。他即位后，不仅拨乱反正，还对内阁及六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首先被处理的是内阁大学士万安，这个人不仅无能，而且喜欢推荐“房中术”的秘方给皇帝，被人讥讽为“万岁阁老”。随着这些佞幸者的逐出，以及言官们上疏要求，更有德高望重的大臣如王恕被起用。
王恕以其刚直不阿著称，在成化年间就曾因敢于直言而受到推崇。此后，他历任巡抚、侍郎，一直未得到重用，但退休后依然备受尊敬。当丘浚提出建议，让皇帝每天下朝后前往便殿召见大臣，就这样开始了午朝制度。这一制度允许大臣当面向皇帝陈述政见，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能够通过奏折表达意见。
丘浚本身是一位学者型官僚，对国家典章制度深有研究。他撰写了一本名为《大学衍义补》的书籍，该书补充了真德秀关于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并获得了皇帝的高度评价。此外，他也参与编纂《宪宗实录》，并开创了一种尚书进入内阁工作的先例。
尽管丘浚和王恕都是孝宗信赖的大臣，但他们之间存在矛盾。有一次，他们都争取座次排列优先权，最终导致两人关系恶化。而另一方面，由于刘文泰等人的告发，王恕被指控卖直沽名，即刻请求退休，这也加剧了两人的嫌隙。当丘浚去世时，其盖棺论定公允地评价他的贡献，同时也承认他的某些缺点，如议论过头激进。不过，从总体来看，无论是在政治还是文化领域，都可以说明孝宗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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