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充满文人墨客的时代，晚明之时，尤其是如此。李渔所言，“文士当然有脸皮黑厚者，但整体而言，这一阶层之群体人格，是不太爱食嗟来之食的”，这话虽然有些真实，却也略显狭隘。在这个时期，一些文士确实保持着自己的耻感和品味，他们宁愿饿肚子也不愿意吃那些没有文化背景或财富支持的人赐予的饭菜。但是，在晚明，这种情况似乎变得例外了。
他们热衷于举办派对，邀请朋友们来享受丰盛的大餐。明宗室后裔朱承彩曾经举行了一场盛宴，以此款待南京的一百二十余名士子。还有马湘兰等四十余名妓女，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豪华的聚会。此外，还有金銮者家中办喜事，也常常把宾客请到自己家里蹭饭，这让人难以理解为何他们会选择这样做，而不是回家与亲朋好友共度佳节。
王伯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虽未考取功名，但却以诗酒自娱，与他人的派对无缘羞涩。他甚至能在别人的喜庆场合中大快朵颐，不管是否有人邀请，只要桌上有美食，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加入进来。他的诗句“天外有凤凰，独立自徘徊”反映出了他的豪放态度，即使是在其他朝代，都难以找到与他相同的人物。
林春秀同样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他喜欢去朋友家的门庭若市喝酒、吃饭，并且从不介意向朋友索要酒钱。这一切听起来都很奇怪，但他的朋友郑铎竟然乐于供给他，无论林春秀骂得多么厉害，他都没有丝毫怨气。这份慷慨和宽容实在是难得。
在那个时代，文人与商人的关系十分融洽，有些商人们为了彰显自身的地位和文化修养，不惜花费巨资购买书籍和藏书。毛晋既是文学家也是书商，而冯梦龙则兼具文学家和商贾身份，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为周围的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既可以追求学术又可以积累财富的生活方式。
王守仁提出的“四民异业同道”观点，将不同的职业领域并列视作平等存在，每个人都应根据自己的能力寻找适合的地方工作。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当时社会，对于文人来说，更成了一个新的认同来源，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写作、讲学等活动获得尊重，而这些都是基于个人才华而非出身或者财富得到认可。
总结来说，晚明时期，那些文人们似乎更加开放接受各种形式的社交互动，比起传统意义上的清高，他们更注重实际生活中的交流与分享。而这一切，或许正是因为国家对于文化创造者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国家养士转变为民间养士，使得原本只属于少数精英阶层的事物，如今变得更加普遍化和包容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使一些行为看似放纵或粗俗，它们也成为了那段历史独特风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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