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明时期，文士们的生活方式与以往有所不同。尽管他们个别人心灵敏锐，耻感强烈，不愿食用不正当之物，但整体上，这一阶层的人格特点是不会过度追求吃喝享乐。然而，晚明似乎是个例外，他们热衷于举办派对，并且喜欢去财主家中白吃白喝。在这样的宴席上，有些文士甚至会大快朵颐，被款待者则笑容满面，共同享受着丰盛的美食。
朱承彩这类宗室后裔，即使家中有钱，也不私藏财宝，他经常邀请文士和妓女到自己家里共进晚餐。在中秋佳节期间，他曾组织一次盛大的派对，邀请了南京的张献翼等一百二十多位学子，以及马湘兰等四十余名妓女作为伴侣。这场豪华的宴会，让人怀疑他是否真的需要自己家的喜庆筹划，因为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饭菜显得更为愉快。
王伯稠这样的个案也不乏其数。他虽考取了一次科举考试但未能成才，便选择了放弃继续努力，只是专注于写诗、混迹酒楼，与朋友们相聚，每逢有人家搞派对，无论是否收到正式邀请，他都会带着自己的肚皮前往。他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从不介意向别人要饭，而且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失去过自尊。
林春秀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其诗作闻名天下，但他的生活却非常贫困。他爱好饮酒，一日无酒便无法生存，因此总是去蹭酒喝。他最好的朋友郑铎虽然家庭条件较好，却每天都给他提供免费的酒水，而林春秀醉后竟然会狂骂，不分彼此亲友。但郑铎始终没有气馁，将三十年如一日地陪伴着这个不断骂人的朋友，为他准备了一个标志性的“云波”杯子，用以纪念这一奇特的情谊。
这些故事反映出晚明时期文人们与财主之间，以及寒士与缙绅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融洽关系。当资本主义萌芽并开始影响社会结构时，“阀阅之家”（指拥有大量土地和资源的大族）开始投资商业活动，如刻书业和藏书，这些活动成为晚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巨匠毛晋既是一个书商又是一个文学作者，而冯梦龙则既参与商业活动，又是一位著名文学家。这表明在那个时代，商界的地位比其他朝代高一些，同时文人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得到提升。
王守仁提倡“为富者谋利益”，认为士农工商四种职业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这种态度促成了文人们接受来自富有的赞助，并且那些富有的人同样重视支持艺术和文化事业。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相互扶持、合作共赢的环境，使得简单地“来食”的行为变得合理化。
李渔在清初带领全家的流浪生活，以至于脸色常常不红不羞，我们可能觉得这很难以理解或轻易嘲笑；其实，这可能正是晚明养士新风的一种延续。而金圣叹早年借银千两，从王斫山处借走，然后挥霍殆尽，最终竟然将其归还给王斫山，还抢白了一顿饭，此事如果发生在其他朝代，或许难以想象，但是它反映出了那种民间养士精神，在那时代已经根深蒂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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