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从儒者到谋臣的转变
在中国历史上，智慧和文化成就的崇拜是深入人心的一种现象。其中，诸葛亮和刘伯温这两位智者被后人奉为楷模，他们不仅以神机妙算著称，还能操控风云。鲁迅批评《三国演义》中的孔明先生形象过于夸张，而刘伯温则被民间传说扭曲至极限。
那么，真正的刘伯温又是什么样的呢？
除了神异传说之外的真实 刘基出生于元朝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家乡位于江浙行省处州路青田县南田武阳村。这片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文脉丰富的地方，即便是偏远的小山村，也有着良好的读书习惯。他的曾祖在宋朝曾任官职，而父亲虽然未能显达，但也是一名受过良好儒家教育的小门小户家庭成员。
幼年的刘基展现出了非凡的聪明才智，他老师甚至对父亲说：“他不是一般的人物，将来必定光宗耀祖。”《明史》记载了他的学识：“博通经史，无所不窥，尤精象纬之学。”这种占卜天象预测人事的古代学问，在科学尚未发达时具有合理性，如果辅以缜密思维，其预言往往也有应验的时候，因此给予了它奇异色彩。
然而，这个原本应该是一个典型知识分子的人物，却因为后世野史、民间传说的渲染，以及可能还有其后人的“改造”，最终成为一个滑稽多智而怪诞的人物，与江湖术士相提并论。在这些离奇怪诞的故事中，他失去了作为儒者的本质，只剩下作为谋臣的一个形象。
作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儒者，刘伯温自然要走那条循环往复、枯燥乏味却又充满责任感的人生道路。他参加元朝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并虚报年龄成功蒙混过关。但无论如何，只要凭借真才实学，就足以让读书人自豪。
他很快就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进入仕途，被任命为江西瑞州路高安县县丞，这个位置虽然低微但并不简单，因为正八品只是第三甲进士能够得到的地位。尽管如此，运气总是在逃避他，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衰落的大帝国——元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迷信武力，不重视文治，从马上得天下转而再次用马上治国，加之对汉民族的猜忌，使得整个政权变得迟钝且衰朽。大部分衰败政权都有两个共同特征：吏治腐败和社会危机迫在眉睫，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朱元璋统治下的最后时期，那时候，大地饱受自然灾害困扰，同时也面临着流民、盗匪等各种不安定的因素。
经过五年的短暂仕途经历后，由于地方豪强贵族不断与他作对，最终只好辞职回到家乡。此后的几年里，他担任了一些教育工作，但依然感到不满足，最终决定辞去官职，以身体健康为由。不过，对于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或许并非完全虚构，因为对于像这样志向远大的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什么比留恋功名更痛苦的事情了。而实际上，当时已经有人开始怀疑是否该继续效忠这个衰败政权了。
到了1367年，一群知名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叶琛、宋濂、章溢以及刘伯温，都被送到应天见朱元璋。这四个人与朱 元璋会面的事迹被记录下来：“太祖劳基等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纷，我何时定乎？’”朱 元璋表现出一种尊敬礼贤的心态，对他们请教如何统一天下。章溢回答道：“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
随后，此刻即将步入历史舞台的是另一次伟大旅程——支持一个新的皇帝建立新秩序。当此际，有许多因素促使这样做，比如政治上的契合点，如同前述那样，比起其他群雄而言，有些事情似乎更符合他的期待。而最重要的是，这个新的领导人物打出了民族主义牌，以驱逐异族政权为号召，并意识到了建设性的必要性，要通过缙绅阶层来维护他们利益，从而吸引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不难看出，在这样的背景下，为那个正在兴起并寻求合法化地位的大势力服务，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毕竟，《郁离子》中早已表达过“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 明法度肄礼乐 以待王者之兴”的愿景，而现在眼前的情况似乎正符合这一愿景，即便是那些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把这些考虑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个关键节点上的选择是如此自然，也许连自己都不一定清楚这是怎样的一种内心挣扎？
然而，让我们不要忘记，在这段时间里，“导君于正”使新皇帝遵循儒家的文化传统，是另一场新的冒险。这场冒险既包含风险，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先后受到封赏，又遭遇更多打发回乡的情形。他最初遭遇退斥事件，可以看出伴君确实是一项极其危险且不可预测的事业。当南京连续几个月没有雨水求雨也不灵验，更增加了紧张情绪中的紧张感，使得他指出了三个弊端：阵亡将军妻女居住在“寡妇营”不能外出；工人们死去尸体暴露无收；敌方投降头目不宜执行命令。这一切都反映出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问题，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国家建设的问题。此刻，对国家建设抱有希望的人们，或许正在寻找合作伙伴，他们希望找到能够帮助他们建立秩序和稳定的力量。而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上了，每一步都承载着重大的意义，每一次选择都会影响未来，它们或许会改变命运，但它们也会塑造我们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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