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家族的男人往往在天性上和思维方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朱元璋的残忍在他的子孙身上如同密码一样流传着。他的儿子永乐帝朱棣，在燕王位上通过，推翻了建文帝而登上了宝座。这位皇帝对历史的唯一贡献大约只能算是修了《永乐大典》，而其残忍与阴损刻毒，与朱元璋相比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永乐的皇位来得不正，这是天下都知道的，但刀把子出政权，当他一旦推翻了他那个文弱倒霉的侄儿，遂开始报复性地建文手下的臣子们。这些“奸恶”，有的被剥皮，有的被油炸，死得花样别出而又痛苦万状。即使如此，仍是难以消解永乐心中的愤怒，余下最阴毒的一招就是将这些“奸恶”的妻子、女儿、姐姐、妹妹，一律罚做官妓。
做了官妓还不解恨，因为按大明的制度，官妓们是坐在妓院里静候嫖客上门的。想必那时官妓生意不太好，永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灵机一动，便下令，不许这些奸恶者的女眷坐在妓院里当坐商，而是送到兵营去，“转营奸宿”，也就是一个军营接一个军营地巡回，以便能有尽量多的人她们。在史料中记载：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妹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如今皆已身孕矣……’”
两道圣旨，看得人心里发毛，看得人感到寒冷所谓圣明之君，其实是在如何更野蛮地处罚手无寸铁的人类时也显得特别有创意：每夜令二十多条汉子奸宿一个家破人亡的大悲剧；活活打死那些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自由的人；用狗吃掉那些尴尬至极然而又无助至极生命体——这样的行为，无疑让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恐怖之中。
终其明世，大明朝廷操持理学为天下第一显学，那些业儒们虚伪地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即使探讨起嫂子的落水问题，也会问及是否援救她，以及援救是否违背名教。而这样一种思想，被官方承认为社会精神主流和时人的道德准则，就像堵不能治水，只有疏才能治水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思想能够有效抑制人类本性的黑暗面，而恰恰可能加剧它。
整个大明近三百年间，这种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地狱般残酷一直不曾断绝过，它竟然如同传家宝一样，在这个猥琐而歹毒家族中流传下来。大明以前，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克制尚存，但到了大明，这些知识分子的自由度没有了，他们的人格尊严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伤。
除了屡次外，还有一种刑罚——廷杖——由东汉发祥到西晋，再到宋朝，最终定型于东吴（三国）时期，并且成为常刑。此刑法除可以根据皇帝的心情或者把人打死或者把人打残外，还能最大程度地羞辱受刑者，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来使受刑者痛苦不已。而这些受刑者，大多数是极力推崇理学的大儒。这就是历史，它丝毫也不给我们的想象或逻辑留一点面子。
从开国将领朱亮祖被处以廷杖并同其父一起当场活活打死算作新刑罚首个受害者，此后两百多年间，在宫门外，一声拿下的喝令声中，大臣们会被拉下来，当众剥光裤子，然后狠命地打。当年的嘉靖帝因议大礼之争，将八十余名文武官员同时进行廷杖，其中一次共计十八人当场死亡。一百八十名文武高级人员遭此惨败，这份信息震惊世界，是中外史上的奇闻趣事之一。
到了晚期，更黑暗，更无能，其巩固统治的手段便利用血腥特务制度，将这种铁幕发挥到了极点。而朱元璋开国年代传下的几十种耸人听闻酷刑，被前所未有的执行与不断改进：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刮肚刷洗称竿阉割凌迟等等许多酷刑原本在离今天远达千五百年的西汉就已废除了，却再次风光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过程中，不仅失去了理性，而且失去了同情心和基本的情感联系，使人们变得更加孤立无援，并进一步深化了暴政与反抗之间无法调停的情绪紧张关系。
最后，当崇祯时代结束，大清帝国崛起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白，无论是一代还是另一代，都无法改变这一现实的事实。在欧洲，则已经经历了漫长黑暗时代走向黎明，而我们却似乎还沉浸其中，没有找到出口。在这里，我们寻求的是一种新的希望，一种不同的未来，而不是简单重复过去已经证明失败的问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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