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阅《宛署杂记》，发现第十七卷中记载的“字民风二”章节，详细记录了明代万历年间老北京方言的多种说法。原来以为这些表达是由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燕赵之地自有的独特用语，颇为有趣。
父亲提到：“爹，还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大，一个是别（平声）—后两个方言谁记得？”父母称呼自己的儿子“哥哥”，女儿“姐姐”，但这两词在现代语境中似乎不再作为亲属称呼使用，而更多地保留在传统文化和日常对话中。
代替人称谓时使用“挂搭僧”的习惯，也许源于古时将人比作物品或工具，以此来形容某种依赖或取悯的情感。而对于不知道叫什么的人，则可能被戏谑为“乌卢班”，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对未知事物往往充满好奇与误解。
若人们说话不诚实，就被讽刺为“溜达”，这类表述也逐渐从日常生活中消失。若不理会他人的话语，被形容为“臊不答的”；对于事情不着急，不太在意，就可以用“疲不痴”来描述；而对于旧事已久的事物，只能说它已经变成了一场过往的事情，即使现在仍旧存在，也只能委以同情地说它已经是一场过去的事情了，用的是“你看，那个东西真是‘曹’了”。
如果有人打算倒水，但杯子已经满到了极点，可以告诫他们：“别再倒了，都溜沿了。”这种说法还有一种相似的话，“浮溜浮溜的”，即便是在今天，我们北方人依然会这样讲。这类表述体现出一种幽默感，让语言更加生动和富有表现力。
然而，有头无尾的事物却被称作“齐骨都”，实在难以理解。而那些杂乱无章、缺乏规律的事物则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数字零三八五，仿佛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条理可循。但当我们谈论水桶的时候，却又能找到共同的话题，因为大家都知道水桶就是所谓的“稍”。
最后，如果提及夜行的小动物——老鼠，其行为就像一只磨盘般持续运转，无休止，这样的描绘让我们联想到古代对自然界万象赞美与敬畏的心态。那么，在这个城市里，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名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