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阅《宛署杂记》，发现第十七卷中记载的“字民风二”章节，详细记录了明代万历年间老北京方言的多种说法。原来以为这些表达是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特色，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燕赵一隅自有的古老语汇，颇有趣味。
父亲提起：“爹，还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大，一個是别（平声）—后两个方言谁能记得？”父母对儿子称呼为“哥哥”，女儿为“姐姐”，这两词虽存在，却不应作为父母直呼其名之用。
代替人说话叫“挂搭僧”——这是什么意思？不明白时称之为“乌卢班”。若话语不诚实，则谓之“溜达”。这种说法已难寻踪迹。不理人则称作“臊不答的”，这在北方仍可见到。而对于事情不着急、无所介意的事物，我们则形容为“疲不痴”。
物品久新则称赞其非凡，而旧物则被评价为“曹”。如需倒水至杯口满盈，人们会说：“别再倒了，都溜沿了。”北方还有另一种表述，即“我浮溜浮溜的。”
若某事物只有一部分完成而未完全成型，我们便形容它为，“齐骨都。”而那些看起来杂乱无章的事物，则被形容为空洞且缺乏完整性，如同数字零三八五。水桶也被戏谑地称作，“稍。”至于老鼠忙碌地活动，被比喻成夜磨子。然而，在北京，这样的描述似乎并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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