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阅《宛署杂记》，发现第十七卷中记载的“民风二”章节，详细记录了明代万历年间老北京的方言之多，这些语词我原以为是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但惊讶地发现，它们其实是燕赵地区自有之语，颇具价值。父亲提起：“爹，还有两个说法：一个‘大’，一个‘别’（平声）—后两个方言谁能还记得？”父母称呼儿子为“哥哥”，女儿为“姐姐”；然而，“哥哥姐姐”这两词虽然存在，却应该随着时代变迁而消失。代替人称谓则被称作“挂搭僧”，这是什么含义？不明白就叫做“乌卢班”—这句话在我的耳边回荡，不知是否还有人传唱。若话不诚实，便被称作“溜达”—这个说法似乎也随风而逝。不理人的行为，则被形容为“臊不答的”，即便是我这北方人偶尔也会用上此辞。不上紧事则叫做“疲不痴”，这个表述在现代依旧常见。物品久新则曰：“曹”，但对此，我仍有些迷惑。此外，“满”字又可指水杯倒满时极致状态，如何告诫别再倒，无需过多——已溜沿了。但在我的家乡，也有一种类似的表达方式，即“我浮溜浮溜”。头部完整但尾部未完，则被形容为“齐骨都”，而且完全无法理解。而若东西并非整齐一致，便被赞誉为“零三八五”。至于水桶，则直呼其名——稍。而对于老鼠活动，人们亦有所描述，将其比喻成夜间磨牙的小动物——夜磨子。不过，在北京，这个说法似乎并不太通行。我好奇地询问那些熟悉这一语言的人，他们却只是微笑着摇头，没有给出答案。这让我更加怀念那古老、独特的声音，那些曾经流淌在北京街头巷尾的口语，现在只剩下回忆和文字记录，而这些文字正是我今天想要探寻和保留的遗迹。在追忆中，我仿佛听到了祖辈们的声音，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交流生活，每一句每一首都承载着他们时代的情感与智慧。如果我们能够重拾这些话语，或许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文化根源，更深刻地感受到历史与现实之间微妙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