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宛署杂记》,我偶然发现了第十七卷中关于“字民风二”的内容,这些记录全是明代万历年间老北京方言的记载。我原以为许多话都是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但事实上它们是燕赵之地自有的方言,真是颇有趣味。
父亲提到:“爹,还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大,一个是别——后两个方言谁记得?”在父母口中,儿子被称作“哥哥”,女儿则被称作“姐姐”;但这两词作为父母对孩子的称呼,却应该已经消失了吧?
代替人说话叫“挂搭僧”,这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就叫“乌卢班”—这个说法对我来说还是陌生的。若语气不诚恳,就被形容为“溜达”—这种说法现在也已成古话。
若是不理人,就叫他“臊不答的”——连我这些北方人偶尔还会用这个表达!若是不着急,不在意事情,那就叫他“疲不痴”。物品如果并非新鲜,就会被形容为“曹”。比如往杯子里倒水,如果它已经装满了,最多再加一点点水时,可以说:“别再倒了,都溜沿了。”
我的北方还有一个习惯用语,“浮溜浮溜的”。若是一头东西没有尾巴,就会被称作“齐骨都”,完全无法理解。而一件东西如果样式不齐整,就是个零三八五。这类似于某种数学上的概念,但我仍旧无法领会其中含义。
至于水桶,它在这里就是个稍,而老鼠则变成了夜磨子。对于这一切,我只能感叹,在语言和文化上,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诸多差异和趣味相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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