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了解地方的人户、田土、物价等实际情况并非易事。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虽有所发展，被誉为“资本主义萌芽”，但与宋代相比，其商业化程度仍显得逊色。明代整个时间里，“铸钱当不出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量。这一背景下，当政府放弃了商业化管理手段，将社会组织机构简化后，对于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事务找不到恰当的技术解决方案，便转而强调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在现代人的观点中，明代应该通过技术手段如民商法律来解决的问题，却被归结为道德价值，用简单的道德信条如尊卑、长幼、男女来处理问题，以此取代了法律。明帝国以文人为主导，全身心地推崇道德伦理，这种以道德立国的社会，不仅虚伪，而且缺乏实际意义，使得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顶峰。这也正是明代全面放弃技术，以道德替换法律的一个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