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袁可立这位辽东三袁之一的名字或许不为众多人所熟知，但他的贡献和形象却是明朝边防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作为登莱海上防线的奠定者，他在担任登莱巡抚期间，对当地军事经济的推动作用显著。此外，他以七品小官入仕，却历经四朝元老，为“五世恩荣”之赏。而他本人，以刚正不阿、清廉公正著称，是难得的清官廉吏，名宦祠与白居易、司马光等并列。
董其昌曾赞扬袁可立：“公本俭素养福，而当其振穷闵乏，以身为溪谷，则寒陋者愧。本刚直不回，而当其奖善，覆过以口为羽翅，则溪刻者愧。本肝胆论交而当其秉道疾邪，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本博雅多能，旁通艺事，而韬藏深远，则炫长者愧。”这些评价透露出他在处理大案中的坚持原则和勇于担当精神。
然而，在苏州任职时期，有些官员甚至都不敢对豪强多加过问。在袁可立到来之前，这里积累了许多未曾处理的问题。然而，当他接手后，“平反疑狱无葁，扬贞汰垢”，被太守石昆玉倚仗为左右手。他曾经处理了很多大案，如“雷鸣案”、“湖州案”。
“雷鸣案”的主人公是三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他们因为招募乡兵御倭保家而遭受冤狱。这起事件展现了当时社会复杂的情况，以及权贵之间相互倾轇导致的大量冤狱。最终，由于袁可立断定这是件冤案，最终秦灯等三人得以平反，但是秦灯和王士骕已经先前去世，只有乔一琦保住性命。
袁可立是一位敢于顶撞权贵，不畏惧压力直言上谏的人。在面对李涞等人的压力时，他依然坚持原则，为石昆玉辩解，并最终使李涞自请辞官离去。他是一位为国为民、大公无私之人，在天启年间，即便是在阉党和东林党激烈斗争的时候，也是不站任何一方的人。在登莱巡抚期间，他确保了海上防线的牢固，并且在毛文龙事件中也选择为了国家利益而离去，都足见其大义。
明熹宗曾说：“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 这些赞誉充分体现出袁可立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他作为一名官员所表现出的高尚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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