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
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
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恐怖下的苦闷情绪。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态度，文章颇负盛名。
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著录山涛有集5卷，已佚。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残酷，导致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但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生命，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
作品
嵇康：善古琴，作品有《琴赋》《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养生论》《与山巨源绝交书》《赠秀才入军诗》。
阮咸：制作了同名乐器——“阮咸”，精通音律，然而在文学方面没有留下作品。
刘伶：好饮酒，传世作品《酒德颂》。
向秀：竹林七贤瓦解之后，写有《思旧赋》。
阮籍：传世作品《大人先生传》，风格与刘伶《酒德颂》相似，诗存《咏怀诗》八十二首，著有《达庄论》《为郑冲劝晋王笺》等。
简介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对此王晓毅先生在《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通过检索佛教经典《大正藏》的相关译名，认为“竹林”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经典的观点值得商榷。韩格平先生在《竹林七贤名义考辨》（《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一文中也认为，“竹林七贤”的命名与僧徒解经的格义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格义”之说不足为信。卫绍生在《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竹林”应该在七贤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
而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三篇清谈误国）中认为，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人”（《宪问》）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同。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於“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直受人们敬重。
嵇康等七人相与友善，常一起游于竹林之下，肆意欢宴。后遂用“竹林宴、竹林欢、竹林游、竹林会、竹林兴、竹林狂、竹林笑傲”等指放任不羁的饮宴游乐，或借指莫逆的友情；以“七贤”比喻不同流俗的文人。
在“竹林七贤”中以山涛年事最长，且“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都是山涛发现的，而向秀也是由山涛发现并介绍给嵇康和阮籍认识，因此，山涛是竹林之游实际的组织者和人事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