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录取政策是十分重视的。根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的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曾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态度：“贡举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这就是宋代对于“官二代”的特殊“别试”制度的开始。
从公平角度看，宋朝在录取政策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倾向于选拔平民和庶族，这种趋势使得一般学子有更多机会出人头地；二是扩大录取名额，让更多人才能够被发现。
实际上，在宋朝建立初期，每年的进士数量并不高，只有一二十人。但当赵光义（太宗）登基后，他大幅增加了录取名额。在太平兴国二年的考试中，有109位进士、207位诸科及第者，加上特奏名和诸科赐同进士出身的人数共计500余人，这一成绩创下了纪录。
在这一次考试之前，赵光义曾说过：“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说明当时选拔人才的情急心切。当年参加应试的人数达到5300余人，而按照赵光义10%左右的录取比例来看，这是一次相当高效率的人才选拔。而这一策略也引发了一些批评，如薛居正提出的“取人太多，用人太骤”。
事实证明，这种扩招策略非常成功。在那次考试中产生了一些杰出的政治人物，如后来成为宰相的大吕蒙正，他以第一名被选为状元。这表明，没有这种向寒门倾斜的制度，即便是最优秀的人才，也难以脱颖而出。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宋朝进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科举考试，其中包括740多位进士及诸科及第者，以及900余人的特奏名。除此之外，还补录500余人的落榜生。此外，“特奏名”也是一个独有的政策，它允许那些十五次未能通过考核但仍有潜力的考生直接获得本科学历，这是一种破格处理，不仅体现出了宽容，而且体现出了照顾精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恩典錄取。
由于其优渥的环境和较低的竞争压力，使得宋朝成为了中国古代最容易取得金榜题名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利好刺激下，全社会对教育更加重视，对学习充满热情。据统计数据显示，在淳化二年的解试中，就有超过10万学生参加。这无疑加强了整个社会对于教育事业发展需求，为培养更多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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