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隋朝皇帝宁愿挨饿也不迁都洛阳？据说是因为他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脾“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西魏与东魏在洛阳北部的邙山爆发大战，其结果宇文泰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在原有的以六镇北族兵为主的军队损失惨重之下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扎根本土的是关陇豪右集团，便是他主要争取对象。
靠着府兵制，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的宇文氏，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状况，当秦国实行耕战立国之策，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之门，因此秦国人人皆虎狼相向，而其军队作战能力非其他诸侯国家所能比拟。
另一方面，一般农民则免去了服兵役责任，以避免全民征兵制带来的危害，即便打仗国家经济仍可得到正常发展。府兵制诞生于乱世，其能够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不是强行摊派，它与后来明代卫所制在制度起源上并不相同。而这种自愿性的存在前提，则是在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经济社会结构。
虽然历朝历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土地兼并一直都是一个大问题，这种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实际掌控。在隋朝及唐初阶段，由于特权阶级和自然经济发展，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导致的地主经济较为发达，加之新近依附地区对稳定考虑，不进行强硬改革，使得授田制度仅成形式。此相对，与关陇地区因长期战乱地主经济及地方势力不足，无力抗衡国家力量，因而均田制度能维持相对稳定。
隋朝府兵来源史料有缺，但从唐承隋制，可以由其情况推断。根据《新唐书》记载，全局折冲府共566处，其中关中的数目占四分之一以上，再加河东及陇右共443处，是全国最多的地方。此明显表明关中及其周边地区是府兵主要来源国以应然立，以司马光评述：“夫古今治理天下者，有法焉，有术焉，有术者尤甚於法。”若欲求治天下，更需深究其背后的原因和机缘。此乃古今无常事，如同云雾迷离难辨，只待智慧指引方向方能解惑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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