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传教的千年历程中，最早尝试易服者是沙勿略神父，他基于对日本社会及其文化传统深刻体验的大胆决定。刚到日本时，沙勿略仍然保持穿欧洲修道士传统服饰习惯，从未脱下象征圣洁的黑色修道服。然而，他逐渐意识到东方文化对于服饰的重视，并明白了华丽装束在与上流社会人士交往时能起重要作用。在拜访大内义隆时，沙勿略换上了天主教神父祭祀时才穿着的隆重服饰，大内义隆对神父的装扮极为赞赏。
利玛窦也曾经历类似的变化。他在中国期间，不仅学习汉语，还多次易服以适应当地环境。一开始他入居广东肇庆，与罗明坚神父一起获得两广总督和肇庆知府接待。在那段时间里，他们自称来自“天竺”，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这一策略有助于他们得以顺利融入当地社会，并且吸引了许多好奇心强的人群。
戚印平教授认为，利玛窦易服这一细节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具有重要意义。他最初用中国僧侣异教服装易换神圣修道服，再后来改穿儒服，是为了融入中国官僚社会。他的形象改变是为了得到在异地生存及传教所需的通行证。
通过调整自己的形象和行为规范，包括思维方式和礼仪标准，利玛窦成功获得了中国人的尊重并赢得了一定的威望。他认识到，在一个不信仰基督宗教国家进行宣讲耶稣会，其手法必须根据目的而定，即“为了上帝争取人心”。因此，他改变自己，以更符合当地期望和价值观的一面出现，这一过程反映出他对于如何跨越文化差异、有效传播宗教学说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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