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阅《宛署杂记》，发现第十七卷中记载的“字民风二”章节，详细记录了明代万历年间老北京方言的多种说法。原来以为这些表达是由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燕赵地区自有之词，颇具研究价值。父亲提到：“爹，还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大，一個是别（平声）—后两个方言谁记得？”在父母口中，儿子被称作“哥哥”，女儿被称作“姐姐”，而这两词虽存，却应随着时代变迁逐渐消失。
代替人说话叫“挂搭僧”，这是因为当时人们习惯将话语挂在嘴边，却不愿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不诚恳的话语则被称为“溜达”。不理人的态度用语中，“臊不答的”依旧流行，即使我身处北方，也偶尔会使用这个词汇。不着急或无所谓的事物，被形容为“疲不痴”，即便今日仍有人使用。此外，当事物并不新鲜时，便被称作“曹”。
对于满足极致的情境，如杯子已满，不再需要倒水，就会说：“别再倒了，都溜沿了。”我的北方也有类似的表达方式，比如说事情进行得既有头又没有尾，则会用句子：“齐骨都。”至于那些零散且不完整的事物，我们则会这样形容它们：“零三八五。”
水桶自然也有一定的名字，被我们叫做“稍”。至于老鼠夜里忙碌的情况，我们则用句子：“夜磨子。”虽然我未曾听闻此词，但北京人是否还有其他特殊的称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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