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阅了《宛署杂记》的第十七卷，发现里面记录的都是明代万历年间老北京的方言。原来许多表达我以为是满清时期北方带入北京的，其实是燕赵地区自有的词汇，这真是有趣。
父亲问儿子：“还记得‘大’和‘别’这两个词吗？” 父母称呼自己的儿子为“哥哥”，女儿为“姐姐”；但这些称呼作为父母对孩子的用法，似乎应该已经过时了吧？ “挂搭僧”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乌卢班”这个说法也未曾听闻。 “溜达”的话语是否已经消失了呢？ 不理人叫“臊不答”，这是不是现在还有用呢？
不着急的事情被称作“疲不痴”，这在现代仍然存在啊。 物品如果并非新鲜，被形容为“曹”。比如杯子里倒水到满盈处，不再继续倒，就会说：“都溜沿了。”我的家乡北方还有一个地方表达方式叫做“浮溜浮溜”。
如果某事物没有头就有尾，那就被形容为“齐骨都”。至于那些杂乱无章的事物，我们则称之为“零三八五”。 水桶我们通常叫它作“稍”。而老鼠在夜晚活动时，我们则称之为“夜磨子”。
这些古老的语言和习惯，让我对那个时代充满好奇，也让我们现代人重新认识到文化传承中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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