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朝到清朝的帝制时代，能够被认为是好皇帝的人数不多。这些好皇帝大多数都是开国之君，而守成之君则相对较少，因为他们通常在深宫中长大，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因此耳边充满了阿谀奉承的话语，这种环境使得他们养成了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习性。因此，很难指望这样的君主能够有效地治理国家。
历史学家谷应泰曾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人，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这话是在评论明孝宗朱祐樘时说的，他认为孝宗是一个例外。
明孝宗是一位恭俭仁明、勤求治理的皇帝，他身边聚集了一群高风亮节、敢于直言极谏的大臣。这是因为他广泛征求方正之士，并杜绝了嬖幸和外戚干政，还加强了太监制度。此外，他还增设午朝，频繁召见大臣，与百姓交谈，以了解民情，为解决治安问题提供依据。在他的统治下，被誉为“众正盈朝”。
孝宗本人也非常注重学习，从小就得到博学多才的人物如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导，对《尚书》、《孝经》、《朱熹家礼》等书籍了然于心。在即位后，他仍然不断阅读这些书籍，并且对于任何疑问都立即请教儒生法吏。他因而赢得了人们尊称他为遵循儒家伦理规范最严格的皇帝之一。
在拨乱反正方面，孝宗罢黜了一批佞幸之臣，对内阁进行了重大的人事调整。首先的是万安这个大学士，他只会高声喊叫“万岁”，被讥讽为“万岁阁老”。他的升迁全靠巴结万贵妃及其家族，与李孜省这样的小人勾结，使得朝廷变得混乱无序。然而，一旦发生风波，如发现他推荐的一些秘方，上报给皇帝后，再次遭到了言官们的上疏，最终被罢官。
接着，又有一名内阁大学士尹直遭到罢官，同时还有另一名大学士刘吉，因其行为引起言官们的一片哗然，但最终还是免职。刘吉虽然屡次遭遇，但依旧能继续担任重要职务，被人们称作“刘棉花”——越弹越起。但最终还是受到皇上的厌恶，被迫退休。
为了清除宦 官中的奸细和投机者，召回那些德高望重的大臣。在接替登基初年的政治清洗之后，怀恩提议召回王恕，此举得到采纳，让王恕负责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这一决定显著改善了政治局势，并确保了更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
王恕以其坚定的原则和勇于直言而闻名，在成化年间就已经成为影响力巨大的顾问，不仅建议许多政策，也帮助阻止了一些不当行为。他所做出的贡献如此巨大，以至于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两京十二部，只有一王恕。”
丘浚也是一个受敬佩的大臣，由寡母教育读书成诵，不仅聪明，而且勤奋。当丘浚呈现自己的著作《大学衍义补》给皇帝看时，其内容深刻且富有人文关怀，便获得最高评价并由礼部正式出版。此举进一步提升丘浚的地位，让他晋升为礼部尚书并参与编撰《宪宗实录》，展示出他的学术能力和忠诚精神。
尽管存在一些争议，比如与王恕之间关于座次排列的问题，以及后来的争论，但是丘浚仍然留下了一笔丰厚的事迹：通过宽容启迪以及忠厚改变士人的习气，加强文化研究以培养公平意识。而他的去世，即使引发一些争论，也没有减少对他的尊敬程度，因为人们普遍认同丘浚是一个品行端庄、学识渊博、大公无私的大臣。不过，这样的评价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缺点，有时候会产生激烈或偏激的情绪表达，这可能是由于个性的特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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