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仕强中西文化之比较

中西文化的出发点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心得。中西文化的比较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切入，但是我们今天会采用一种比较不常用的方式来进行，请大家作参考。我们今天最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句话其实用途蛮广的。西方人因为生存在西方，所以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个地球;而东方人呢，生活在东方，就从东方这个角度看同一个地球。看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看来，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然后一直可以分下去，特别注意“分”，西方文化重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中国人看世界，看法不同于西方，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然后就没有了。中国人是无“三”不成礼的，如果一个问题不能用简单明了的三句话说清楚，就还有待努力。简单明了，一、二、三就解决问题了。大家特别注意，我们的文化是重生。今天做文化比较的人，常常说西方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这不可能，全世界的文化四个字就讲完了：“大同小异”，它们不可能截然不同。如果截然不同，人类就分成了两种人，很难交流，更不要谈什么融合。因此在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清楚)，包括分，也只不过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所以大家要了解我们中国的事情，一定要记住我们跟西方人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人讲一就是一、多就是多，中国人讲一就是多、多就是一。所以我们没有什么一元论、多元论的争执。

西方人分到最后，就分出了科学，“科学”这个词很显然是翻译错了，我们现在所受的罪大部分是翻译错误造成的。讲到社会科学，我们心里就觉得怪怪的，社会真的是科学吗?宗教是科学吗?艺术是科学吗?音乐是科学吗?这些东西根本不是科学。Science应当是学问，而不是科学。但是它有一个长处，可以变成分科的学问。你看，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分”。西方文化讲到最后是断代的，叫不连续时代，因为他们没过三十年、二十年就要推翻前代的人，一定要求新求变，变到最后就没有了根。这样各位才知道同样是古代文化，西方的文化传统却不见了，它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学问既没有哲学也没有科学，“哲学”这两个字是日本人提出来的，西方有门学问叫philosophy，日本人自作聪明，把它用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哲学。实际上中国没有哲学，我们现在都很勉强的去牵强附会，不好。中国的所有东西都是从一个字延伸出来的，就是“道”，所以道生一。什么叫“道”?道有三个：第一个，可以讲的道;第二个，没有办法讲的道;第三个，很难讲的道。其实《道德经》这本书是高度苦难的书，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告诉我们两个宇宙。《老子》为什么难懂，就是它是替高智慧的人来解释宇宙的奥秘。有一个宇宙是圆的，但是还有一个宇宙是椭圆形的，这个叫做“道可道，非常道”。上面这个道叫做“常道”，下面这个道叫“非常道”。其实我们以前的叫法与现在的叫法不同，并不是说它是两个东西——绝对宇宙、相对宇宙，只要你活着就不可说活在常道里面。什么叫常道?就是绝对宇宙：绝对自由、绝对光明。这在人世间是绝对看不到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佛、儒、道三家没什么不同，都是道生出来的，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切一切都是道，人离开道很远了，所以就有一些人来替我们说明，叫做“说道”“禅道”。这里面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人，说法不太一样，所以就出现了儒、释、道。其实再推广出去，教也好，天主教也好都是一样，统统没有什么分别。“道”是什么?孔子把它叫做太极，而很多人又认为道是道，太极是太极。孔子是第一个提出来“道”就是太极的人，因为孔子是替中等智慧的人阐释宇宙的奥秘。儒的不同点在哪里呢?它是一套让我们求生的法宝。儒由一个“人”一个“需”组成，就是人所需要的术，叫做“儒”。因为我们知道不能硬碰硬，但又不能退，所以就以柔克刚，内方外圆，“圆通”决不能用“圆滑”代替。道家让我们保身，所以养生保健方面道家很专业。佛教在以后变成了禅宗，它让我们乐生，就必须要有禅的修养，否则乐不起来。这三个是同样的东西。怎么证明?这很简单，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从这个(“道”)上面生出来的?我们看到人家划十字，就跟着划十字;看到人家拜，也跟着拜，这叫入境随俗、随遇而安。可是外国人就看不惯了，你到底信什么?当外国人问我们信什么的时候，我很坦然地告诉他，多几个人保佑不是很好吗?你信上帝，他要睡着了怎么办?其实我们是通的，中就是太极，所以很多事情就应当正本清源，脑子就不会乱了。

中西文化的践行视角

全世界都是同，同一个地球里面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西方人叫观察法，中国人没有用“观察法”这三个字。我们用什么?当我们没有文字、没有语言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我们怎么做学问，我们现在很惨，动不动就上网、看书，我们已经被文字障碍所束缚了，文字、语言是一种障碍，所有有形的东西都是一种障碍。西方是从动物、植物方面一遍一遍重复地看，就叫做科学。而我们没有，我们的科学在早期绝对是领先全人类的，从出土的文物看，那时的科学比现在还高，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出现“科学”这两个字，史料上找不到科学家的名字。我们很多人很困惑，西方人的古迹都是在地面上的，中国人古迹全都在地面下。这是非常显著的不同，我们的老祖宗最懂得环保，不会在地面上留下太多东西。我们只用三个字“天垂象”，“天垂象圣人则之”。我不知道大家对“观察法”和“天垂象”有什么感觉，西方人始终是讲“分”的，因为有观察就有对立，换句话说观察者是被观察的对象。而我们中国人则讲“天人合一”，我们是“生”出来的，中国的学问都是生出来的。我年轻时读书，读到孔子讲：“畏圣人之言”，我是很不服气的。但是我现在深深感受到圣言可畏。因为“天垂象”没有几个人能看得懂的，其实金融危机就是天垂象，日本海啸、核爆炸就是天垂象。“天垂象”是老天不断地给人一些警示。然而外国人统统不理解，因为科学不能认证啊。科学是无知的，最近的天垂象使西方科学家有所反省。他们说出两句话，科学像撒旦(魔鬼的意思)给人类一点点好处，回头就要人的命。这是事实，英国人在19世纪搞了一个工业化，到现在后患无穷。我们需要工业，绝对不要工业化。但是美国人在20世纪搞了一个更可怕的叫做“商业化”，商业化迟早要吃掉所有的文化。佛教因为商业化而衰败，中国用四个字来消灭教，叫做“吃、喝、玩、乐”。现代人看得不够高、不够远、不够深，还有一个毛病，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得到的。我们需要商业，但是绝对不可以商业化，什么叫商业化?你看踢足球时踢假球，给我钱我就踢不进去了;很多歌星上台后就开始假唱，(这些都是商业化的表现)。

我们今天的危机不是信仰危机，而是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完全不敢相信。圣人才全看天垂象，其他人都在乱讲。因为“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天有天象，叫做天文;地有地象，叫做地理;人有人象，叫人象乾。这是中国人最上层的(人才能做到的)，可是真正懂的人不多。国学从来绝对不是回顾从前那些乱七八糟的事的，我们有新的使命。新的使命在哪里?就是要解开什么是“一”，因为西方人说：“一分为二”，只要一能分为二，那二也就能分为四……只要这个解决以后，什么都解决了。这个在西方叫做本体论，以不变应万变，这句话是智慧。其实“以不变应万变”本身就是变，它是从不变的原则来应对万变的现象。本体是不变的，现象是万变的，稍微懂得西方哲学的人就不会笑这句话，它本来就是智慧。做人做事都应该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现代所说的求新求变。什么是“一”?司马迁讲过一句话“数在心中”。现象背后有个数，这个数在哪?在我心中，所以中国人看完一个人就知道这个人是真是假，他讲同样的话，现象是一样的，但是里面那层意义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对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很讲究)，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叫兼顾。

中西文化差异

我在美国是学行为科学的，回国以后就研究中国人的行为，我不再研究美国人的行为，因为那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行为科学是一种方法，但是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中国人，文化差距就出来了。研究中，如果说美国人出错了，他会什么反应没有;中国人就会很笨地去做检查。西方人看到一个小孩会问你叫什么名字。中国人就会问爸是谁?我们在学校的教材里讲了很多西方的东西，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是最大的遗憾，我在39岁以前也是非常西化的，看到中国人就讨厌。39岁以后读了《易经》以后才发现是我错了，不是中国人错了。所以从现在起不要讲我是白手起家的，因为数是一。《易经》里面的十，并不代表十年，代表过程的意思。“一五一十”就是全部。西方人一直在找一，最早找到的叫做原子，那是因为原子是万物组成的最小单位。但很快原子被打破了，到现在西方人还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宇宙的本原，什么是宇宙万物的构成单位。所以科学家第二句话讲得非常真切：“科学无法带给我们，它只是一条捷径线，慢慢地把我们带进真理，但是永远离真理有一段距离。”他们是眼见为真，但亲眼看到的往往是假象。中国人不会眼见为真，我们是眼见为实，实的就是这样的，但真的是什么样的不清楚，眼睛看到的非常有限，我们的五官都在骗我们自己，但是我们非常相信自己的五官。不要相信五官，要相信我们的第六感。可西方人是不相信第六感的。一个人不要完全相信你看得到的部分，否则会偏到一边去，那就叫做偏道，就是离经叛道。西方文化告诉人不要骗人，中华文化告诉人不要骗自己，两个方向不一样。“真的”跟“实的”有很大区别。西方人到今天还没有突破“一”是什么，我们说“一”就是太极，中国人永远是对的，西方人努力搞半天，东方人讲那就是。有人研究说中华文化有模糊性。我不这样认为，应叫做包容性、弹性，而不是模糊性。西方人到最后不得不向神低头，因为没办法走出来，只好说神造人。人代表一切，所以就是神代表一切，神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中国人没有，伏羲给我们最大的贡献就是“一画开天”，告诉我们人造神，我们所有的神都是人造出来的。中国人相信天，天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我们是可以证明的，他们没办法证明。西方人很惨、神高高在上，人低低在下，中间有一条线，现在的话叫双黄线，就是不可以超越的线。中国人死了以后可以做神。西方人说我们崇拜偶像，我就告诉他中国人从来不崇拜偶像，我们拜天、祖宗、古圣先贤，其他不拜。什么叫神天无言，不管你想不想，天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老子讲：“天地不仁”。人做什么啊?“明天理”，下学上达，上达天理。现在的人多半在下学就用了一辈子。孔子很少说天，很少说命，因为他的很多学生都很年轻，孔子不会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朝是有朝一日的意思，有一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才发现以前做错很多事情，不必后悔、不必责怪自己，没有必要。就像你昨天的事情都死了，今天重新开始，这才叫孔子。

慎断是非

其实如果不懂《周易》的话就很难懂诸子百家。因为孔子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无可无不可”。《老子》核心思想是什么啊?“道可道，非常道。”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天底下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天下没有两棵树是一模一样的。那怎么学?孔子说学就是增加一些东西，但你不固执而已，多一个参考而已。我们跟西方最大的不同在哪，西方人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中国人讲“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中国文化的特质就是同时讲两句话。这一点西方人不懂，西方的文化用一个图就可以画出，即二分法;而中国人的图是，中国人叫三分法。我们今天对中华文化有很深地误解，认为人就是要诚实。其实不要相信美国人那一套，你如果是业务部门的人，当你接到一个大订单时不应当太高兴或是太忧愁，你应是一则喜一则忧。二分法的特征体现了西方人是非不明，因为人类认知能力非常有限，你怎么知道是非，怎么能分清是非?就像现代人动不动就批评孔子，你有什么资格，你懂多少啊?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早知道”就是当时不知道，我们的判断能力很差，我们是不是是非不明呢?绝对不是，中国人最痛恨的就是是非不明。我们生出的第三个就是“是非难明”，我想我几十年来是被到处问问题的人，可是我都很轻松。因为我知道中国的事情只有一个答案，三个字讲完：“很难讲”。所以很多人问我，我就说很难讲。站的立场不一样，讲的话也就不一样。第三句话：“随便你讲”。怎么讲怎么对，怎么讲怎么错。因为它已变成我们文化的基因。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要慎断是非。“慎断是非”就是是非分明跟是非不明的结合所生出来的“三”。西方人知道宗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们就从神与人的关系中找出人与人的关系，神与人用戒律。在我们中华文化中没有戒律，中国人最讨厌的就是教条主义，因此人与人就用法律，所以会实施法制。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句话：中国只要把法律完善化，只要彻底地去执行我们就会更好。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法治不了中国人。第一，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只要由中国制定的法都有三个特性：第一个是永远缺少你要找的那一条，法律多如牛毛，各个方面都有，就是找不到你要的那一条。不要唱高调，我们的法永远少一条的原因是：中国人守法，从来没有违法，我们专做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就已经忙得不得了，没有时间去违法。一个外国人被抓到违规就会承认违规了，一个中国人被抓到违规就立刻认为是倒霉了。没有人认为他是违规，中国人不是糊涂，是清楚地倒霉。我们经常要做事情是依法无据，可是外国人看着很好笑，我就是看法律中没有这条我才会放心大胆地去做，政府也确实让你做，做完之后立个法去抓你。你就会很气愤地说为什么抓我?政府说你不做我怎么知道怎么抓你，你做了我才知道原来这样可以抓的。第二，只要是用中国字定的法律，你平常不用的时候会认为定得很好，但当你要用的时候就很糟糕，因为你看不懂，请教别人但每个人的解释都不一样。同样一个罪行法官判出来的结果不一样，而每个法官都是依法办理，因为中国文字弹性太大，中国人、中国话、中国字用英文一个词讲：Fashionable，无法解释。第三，常常是前面的法和后面的法是抵触、矛盾的。现在银行界都知道，政府一方面告诉你要维持资金的信用，不可以乱;另一方面说要维持宽松度，让大家可以借到钱。这样就会很矛盾，借不对，不借也不对。近期修改过法律规定：近亲作证不算数。有些人很奇怪，总喜欢自护其短，总喜欢在报纸上发表说我们的法律亲人作证不算，那不是跟大义灭亲相抵触吗!孔子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件事情全世界都在热烈讨论，美国很多学校都在编成教材讨论。近百年来都是在用西方的观点来批判中国的文化。在开国际会议的时候，我们总是顺着外国人来批评中国人，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不了解几乎都是中国人造成的。比如开会的时候说：你们中国人总是乱坐座位，看我们规规矩矩地对号入座。中国人就说：是呀，我们这个习惯还没有养成，我们要改正。我就不一样，我说：你错了，全天底下的人都在对号入座，没有人乱坐。他说你乱讲，那根本就是乱坐。我说：我告诉你，你们西方人脑筋比较简单只会对票上的号，我们中国人脑筋比较灵光，我们对自己喜欢坐的号。中国人去坐别人的位置时，他的出发点都是善良的，这么好的位置没有人坐多可惜，我先坐下来，别人来了我会让位。可是当人家赶你的时候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会翻脸不认人。你去赶一个外国人容易，拿出票说这个是我的位置，人家会绅士地给你让座。但是赶中国人，他会跟你狡辩再狡辩，就是不想让。外国人办事是讲证据，拿出证据他会主动给你让座。而中国人只能是你让他，而不是你赶他。你让他他会走，你赶他不会走。今天我们的管理最糟糕的就是像西方一样发号施令。西方有一本书说中国人很被动，缺乏主动精神，全错。中国人最喜欢制动，最讨厌被动。我当领导很久，我绝不采取西方的那种管理方法。我们学校有十二个系，只有会计系没有博士，我把人事部经理找过来问我们学校有几个系，他说十二个;我说所有系都有博士吗?他说只有会计系没有。我说为什么没有，他说不好找。我说那要不要找。他说要找。我说多长时间。他说三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后他找到了一个。我说肯定不是好的。他说为什么。我说好的不来我们这个学校。过了一周他来了说校长你太厉害了，他确实有毛病，不要他了。我说还找吗?他说找。这就是老子所讲的无为，无为就是无不为，无为一定要无不为，不能无为就不能叫无为，我的方法就是要让他制动，不能让他被动，只要我发号施令他就是被动，我从不发号施令，所以他就制动。

西方人就是A和B的问题，当他的法律A大于B的时候，B就不见了，就依A而行。当B大于A的时候，A就不见了，就依B而行，就是这么简单。美国的法律是两个学校的法律毕业生造成的，一个是斯坦福大学，一个是哈佛大学。他们只有一条法律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中国人是最不相信少数服从多数，因为我们都知道少数人是聪明的，多数人都是糊里糊涂的，叫多数糊里糊涂的人来影响控制少数聪明的人，难道社会越来越退化了?《易经》告诉我们：一两个圣贤比一大堆人要好，所以天下大事是一二人在决定而已，不是多数人在决定。比尔·盖茨前不久在北京大学讲了一番话，他不了解中国，他不懂得什么叫做中国文化。他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的价值观会在中国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不可能，那是美国，因为中国人再怎么年轻也是，领导要选人一定选跟我年龄相同的人，我不会选跟我作对的人，谁也不会受你的价值观影响。西方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二选一。比如你是总经理，开会时有甲、乙两个方案，两个不同的方案你敢不敢裁决，你说当然敢，你就裁决，因为这是你的职责。你说甲方案好就按甲方案去执行，谁倒霉，你倒霉，因为他不敢违背你，他在权力下配合你，但权力使你行不通。在中国如果领导奖励某个人，所有人都会公开反对这个人，这是跟西方完全不一样的。按照西方人的激励就完蛋了。我当领导的，我赞同他但是我不会马上表现出来，我会说不急，我们大家再研究研究，现在散会。散会之后我会大声叫住他说我们聊一下，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我是支持他的，我没有明确讲出来是在给各位面子，这叫中国式管理。我第一句问他：你的问题跟大家的有什么不同?如果他说有很大不同，那就糟糕了，你有这样的心态那我不会支持你，因为支持你没用，你根本行不通。如果他说其实大多数的都相同，只有少数的不一样，我说这个可以，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你去跟他沟通。中国人会前很好沟通、会后很好沟通、开会时最难沟通。中国人绝对不欺骗，但常常不讲实在话，他讲第三句话：儒家告诉我们一生一世只讲一种话，就叫妥当话。什么叫“言不及义”，就是说话不妥当，说话不妥当跟欺骗不欺骗完全没有关系，那是我们后人误解。中国人把这个叫二合一。我们的文化为什么同化力很强?因为我们总是讲二合一。西方文化把对跟错分开来看，中国人把对与错合在一起来看，对中有错，错中有对，对与错没有一个是绝对的。这就叫做中国式的思维，层次很高，看得很远，算得很准，而且很顺利，这种智慧是《易经》给我们的。“不知易不足以为将相”，太极图告诉我们所有的智慧都在这条线上，这是西方人很难理会的，不是由上而下。现在很多人都说这是S形，其实不对，它是倒S形，因为道是反的，一定要反着走。中国人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下而上不是由上而下。作为一个领导要做什么决定，要先问下面的人。他们充分支持你，你最好先不要宣布，最好找一个人替自己宣布，如果实在找不到才自己宣布。如果你自己决定自己宣布那么你就会被吊在半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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