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问题青年之曹丕

曹丕字子桓，曹操第二个儿子。因为长子曹昂在宛城之战中战死，所以曹丕后来已经可以算是长子了。作为著名文学家集合“三曹”之一，我们通常都以为曹丕应该在“三曹”排在最后一位。其实这种排法是不对的，曹氏父子三人实在难分高下。而且曹丕还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先河，创造了“七言诗”这个诗体。他的那首七言诗《燕歌行》甚至对后代中国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历代的文人包括李白杜甫在内都曾经创作过类似的“闺阁诗”。注中引《魏书》说曹丕八岁就能够写文章，后来又博通古今经传和诸子百家文章。而且骑马射箭击剑等无所不精。好一个文武双全。因为他的杰出的才学，被推举为秀才，而他没有接受推举。注中引《献帝起居注》说了原因。因为《起居注》按照纪连海先生讲清朝人物说的是当时皇帝身边的侍臣所记，应该还是可靠的。里面说在建安十五年，司徒赵温推举曹丕为秀才（避光武帝刘秀讳当时叫“茂才”），可能是赵温当时没有跟曹操商量过，所以曹操很生气，上表说赵温推举丞相的子弟，所以在其中作弊。结果赵温因此而被免官了。但一年之后，曹操就打了自己的耳光，任命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六年之后又将曹丕立为魏太子。其实曹操之所以前后矛盾，很大一个原因估计还是不喜欢其他官员自行其是，如果其他官员能够决定曹操家族的事情，就损害了曹操的权威。这纯粹是一个权术上的考量。曹后，曹丕继任为丞相、魏王。曹丕上台立刻就做了三件稳定人心的事情。第一件是开放人民到风景区游览，降低关卡的过路费。第二件是大赏文官武将，以及附庸的各路势力。第三件是派人到全国各地查看，如果有人在那里暴虐民众的，就治他的罪。从曹丕的这三个措施看来，不愧是一个人文修养深厚的家，非常懂得以人为本的道理。所以曹丕的统治很快就得到稳固，连濊貊、扶馀单于、焉耆、于阗王等少数民族首领都派人来献贡物。曹丕还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对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深刻理解。冯翊有两个叫郑甘、王照的山贼率众投降，被封为列侯。注中说当时曹丕自己提到先前有人提出对鲜卑和卢水胡用兵，他不同意，结果这两个地方都自己投降了。在三国乱世，曹丕拥有这样深刻的见解，实在是高人一筹。如果说曹丕刚刚上任之时做的事情还只能算稳定人心的话，那么后来的事实说明，曹丕是很有理想的，而这跟他的人文积淀有关。前面说过，曹丕八岁能文，后来又博览群书，算得上一个国学的大师。因此，曹丕对于“古先王”的那些，也就有着异乎寻常的爱好。而当时正值东汉末期，经过了外戚宦官的专权和董卓之乱，曹丕在这种时候提倡“古先王”的，还是比较得人心的。曹丕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进行了分工。对于打仗方面的事情，交给了那些将帅；朝廷里的制度，则交给了那些文官；地方官负责政事的实行；而文化方面的考察则交给那些成名的文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地方官只负责政事而削弱了兵权，所以地方割据就比较难以形成了。同时朝廷制度和任官用官方面，知识分子起到更大的作用，就容易清明起来。经过曹丕的这些调整，这个国家井然有序。尽管刘备仍然视曹氏为乱臣贼子，不愿同流合污；就连孙权，都甘心臣服。所以曹丕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还是见到了成效。但随着孟达的投降，以及氐族首领杨仆率领族人的内迁，也造成了曹丕的一些骄傲自满。文人通常会夸大自己所实行的政策的作用。孙权等人的臣服，不过是因为当时力量的对比，逼迫他们不能跟曹魏为敌。而曹丕以为通过自己的策略就能包打天下，甚至带兵去窥探江东的虚实，就有些不智了。如果这一时期不是刘备等着打孙权报关羽之仇，曹丕面临的来自刘备的压力应该是很大的。在曹丕出兵之前，注中引《魏略》说度支中郎将新平人霍性曾经劝阻曹丕，说当初周文王天下三分有其二，尚且没有随便用兵，现在这样轻举妄动实在不对。曹丕竟然将霍性杀了，后来又感到后悔。结果这次出兵随着孙权闻风内附而不了了之。曹丕的收获是到谯的地方（自己的家乡）表达了对于父老的敬意，同时对于阵亡的士兵给予了优待。无论如何，曹丕将一次错误的出兵变成了一次作秀，这种临机应变的能力给了后代家以启示。经过这种文治武功的投石问路，曹丕最大的收获还是发现了人心的向背。长期以来朝政的东汉王朝已经尽失民望，曹氏的威望已经深入人心。当时的知识分子因为曹丕的出现而欣喜若狂。曹操在官渡胜利之后就有人说圣人出现了，现在曹丕的文治武功已经充分表露，一旦曹丕代替东汉政权，国强民富指日可待，人民又可以获得安定。公平地说，汉献帝也是一个聪明的皇帝，他如果亲政，由于长年流离失所，未必就不能作出重大的改变。但他毕竟是汉朝的子孙，他仍然摆脱不了外戚和宦官的魔咒。在这个方面，只有曹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几百年民众的闷气，至此为之一出，民众在这时候不拥戴曹丕还拥戴谁？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事情已经多次发生，尧舜的禅让又是进入了圣人的经书的。所以无论民众还是知识分子，在当时都将以魏代汉看做理所当然。老百姓就是这样，谁让他们活得舒服，他们就拥护谁。曹丕的文治武功，尽管向来受到诟病，但当时的确刘备和孙权都无力北顾。中原之地，在曹氏治理之下，已经人心归附。在这个相对平静的时候，无论曹氏、大臣还是皇帝，都面临着一种尴尬，那就是一山拥有二虎，迟早会出问题。我在前面的帖子里曾经说过，献帝从小就聪明。从他当皇帝开始，一直就仰他人之鼻息而生活。其间也有试图帮助他的大臣，却几乎没有好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之下，献帝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面对日益强大的曹氏父子，献帝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等待，等待普天之下对汉室仍有忠心的刘备之辈打回洛阳。不过从刘备长期的表现看来，是否真心为了洛阳的献帝而打天下，实在是值得怀疑的。这些连普天下的孩童都已经明白，聪明如献帝是应该知道的。但不管怎样，这种等待还是值得尝试的。另外一个选择是宣布汉室和自己的失败，彻底承认曹氏的地位，让曹丕来做天子。对于献帝那样长年看人脸色的皇帝来说，这也算是一种解脱。但他从小接受的帝室教育让他不能轻易走出这一步。所以献帝这时候，还是打算静观时变，他已经看着董卓和曹去，不在乎多等一些日子。就算自己死了，还有其他的刘氏子孙。曹丕这时候也有两个选择：第一种是逼宫，如演义中描写的那样，直接取而代之。后代有很多人都这么干过。不过曹丕并没有这么干。第二种也是等待，等待民心更加归附，等待一个万全的时候。演义作者忽略了曹丕是一个学贯古今的学者，在传承四百多年的汉王朝面前，像他这样的学者是不无顾忌的。所以即使让他像自己的父亲一样，继续做一辈子丞相和魏王，可能他都非常愿意，因为那样非常安全，不存在冒险。按照志中的描写，曹丕原本打算选择第二种。但献帝和曹丕可以稳坐，大臣的却坐不稳了。如果你我是那时的大臣，估计也坐不稳。两只老虎，一个没有脑袋（名不正则言不顺），一个没有尾巴（缺乏实力则令不行），但大臣都必须服侍。谁也不能预测到将来这两只老虎哪一只会被另外一只咬死。对于大臣来说，局势越明朗化，心里就越能放下。原来我们读演义，往往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以为曹氏是依靠自己的兵权夺得了汉朝的统治，就像赵匡胤在陈桥干的那些勾当。但现在来读志，我们会发现新的解释。曹丕代汉，不仅有着兵权在内，恐怕更多是因为他的文治武功。中国长期以来被儒家思想熏染的知识分子急切需要曹丕这样一个文武双全的“圣主”来代替汉室的昏庸。而且曹丕相对于曹操来说，已经少了曹操的劣迹。曹操从小就是世家，没有像曹操那样斗鸡走狗；曹丕推崇文治武功，没有像曹操那样屠城害民；曹丕不轻易动刀兵，不像曹操那样四面楚歌。所有这些优点，看在知识分子眼里，自然觉得曹丕是一个五百年难遇的宝贝。于是一场由众大臣来打破献帝和曹丕两个人的静态的战役就开始了。最先在献帝那里，大臣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献帝的等待不过是尽一种人事。于公，他必须等；于私，他早已疲惫。大臣是干什么的？圣贤书是干什么的？圣贤书加上大臣的智慧，足以让一个疲惫的末代皇帝放弃幻想。演义中说到华歆上去扯献帝的袖子，这根本就不必。只需要跟献帝说明厉害关系，今天不愿意明天接着说，饱受颠沛流离之后，献帝终究会同意禅让的。但到了曹丕那里，大臣就没有跟献帝磨嘴皮那么容易了。演义说曹丕“故作”谦让了九次，其实志中记载有十来次，而且每次曹丕的谦让都是有他自己的现实考虑的。你可以说他心中还是想当皇帝，但不能说他的谦让是不诚实的。大臣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了献帝，于是漫长的禅位故事从此开锣。第一场锣纯粹是投石问路。但就是这场投石问路的锣声，其中也饱含了大臣的苦心。首先在草诏的问题上，大臣寻找到古代的先例作为支撑。实际上按照现在的考证，从尧舜时代到三国时代，这中间差不多有两千五百年的时间了。此后，自舜以来，禅让制几乎已经在中国历史中绝迹。但这个绝迹了的制度，却记载在圣典《尚书》之中。《尚书》之后，司马迁又在《史记》中记叙了上古的禅让制度。所以在孔子以前，就一直保持着对这种制度的敬仰。到了孔子的时代，更加将这种制度描述为圣君的制度。尽管儒家最终还是接受了世袭的国君继承体系，却从来没有对这种古制丧失过褒美。到了王莽的时代，曾经成功地玩了一次禅让。但禅让虽然成功，他的朝代就寿命不长，就连自己的性命都没有保住。所以曹丕现在面临着两难的选择。禅让是一个让圣人赞美的制度，但王莽后来却被称为篡位。只要走出了那一步，恐怕再过一个两千五百年，人们的议论还是会分为截然两个阵营。褒美的会说古代的制度复活了，贬斥的会说又一个王莽诞生了。在曹丕本人，做一个丞相已经能够控制局势，非常不愿意为自己惹是生非。对于这一点，可能很多朋友不能同意。但我们可以想一想，曹丕现在，要权有权，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要安全有安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天下归心，理想不难实现。他还需要一个皇帝的名分么？不仅曹丕，后来的司马懿父子三人，都非常不愿意自己做皇帝。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皇帝是坐在皇宫里的，跟外面的接触就被隔断了。皇帝对于大臣的影响反而不如丞相（或者大将军等类似职位）要大。对于曹丕这样博览群书的人来说，德行和文采都到了，他不可能不清楚皇帝只不过是一顶帽子，这顶帽子给自己带来的束缚要远远大于所得。而且，成了就是王，败了就是寇，一旦像袁术那样做了皇帝又被拉下马，很可能就要灭族。现在在丞相的位上，进可攻，退可守，何乐而不为呢？但曹丕不能代替天下人思考。大臣仍然必须作出决断。天不可有二日，这是大臣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禅让制虽然不能说服曹丕，大臣却已经被说服了。他们引用尧舜的古制，草拟诏书，以献帝的名义，希望曹丕接受皇帝的位置。正如曹丕自己所考虑到的，大臣自然也明白单单有一个古例还不足以说服曹丕，所以他们开始运用更加强大的武器——谶纬。东汉时代，就是一个谶纬盛行的时代。按照谶纬派的说法，一切世间的变故，在谶纬上早就有所预示。而《三国志》对于谶纬的记载，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就连做注的裴松之，也很少表示怀疑。这是因为东汉的谶纬之学，在魏晋南北朝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传统继续存在下去。对于《三国志》记载的谶纬，根本很难入手去寻找漏洞。倒是曹丕自己的一些说话可以给我们找到依据。按照曹丕的说话，甚至我们可以相信，曹丕自己是不愿相信谶纬的，但后来为了统治的长久，又不得不跟谶纬妥协。最先在谶语上做文章的是一个叫做李伏的人。注引《献帝传》说，李伏在当时上了一个表，中间提到当初曹操封魏公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以为曹操要篡位。但当时李伏在汉中碰到来自武都的李庶和姜合，这两个人告诉他，曹操是不会篡位的，只有曹丕才会取代汉朝。因为这是谶语已经定了的。李伏将这两个人的话跟张鲁说了，张鲁就把姜合找来问，姜合说，在孔子玉版上有记载，能够知道一百代的君主更替。又过了一个月，有个逃亡的人带着册文来见张鲁，其中的记载跟张合说的很符合。后来有人劝张鲁投降刘备，张鲁大怒说：“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座上客。”在表文的最后，李伏历数曹丕即位之后的“祥瑞”，并进行劝进。对于李伏的表文，曹丕的回答是：“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当也；斯诚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知按照曹丕的解释，这些所谓的“祥瑞”，都是因为曹操的德行“通于神明”，自己的德薄，不能承受。这时候曹丕还没有对所谓的谶语作出反驳。但是按照李伏说的有名有姓的样子，也许还真有那么一回事。后来很多大臣又列举了更多的“谶语”，史书也没有做出反驳，这就有些问题。东汉是一个谶语盛行的时代，而早在西汉甚至先秦，谶语的现象已经存在。我对谶语现象的猜想是，一直以来，存在着一种知识分子的群体，这个群体总是隐藏在时代背后，对当世的情况进行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的结果，作出对症下药的预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座右铭，绝不仅仅起源于孔子，而是更早。在很早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怀着一种操纵天下的。世俗中，最高的统治者是国君；但在山野里，这些知识分子正在密切监控着天下发生的一切。他们不断对自己的判断进行修正，并不断得出新的解读。甚至可能他们本来就是从尧舜的时代走过来的，所以对那时的贤王记得非常清晰。只有在知识分子的代代相传中，历史才会这样的清晰。而这些知识分子，大约就是中国的祭司集团。也许就是上古的某个贤王例如黄帝组建而成的。这个祭司集团跟其他祭司集团的区别在于，他们很早就明白了“天命”和“人力”的关系。他们觉得“人力”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天命”的。或者说，正在这里进行努力的“人力”正好就是“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依靠“人力”的努力，可以在“天命”改变的时刻，作出正确的干涉，从而形成新的秩序。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更愿意遵从“天命”，尊重社会的自然发展。一旦社会问题日益尖锐，世界处于大变动大动荡之中，这些上古相传的祭司集团就会祭出祭司最原始的武器，利用谶语等预言力量为天下大事做出新的安排。这也可以解释陈胜为什么要编造一些灵异事件。也许陈胜本身就得到了祭司集团的帮助，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祭司集团又放弃陈胜转而寻找新的世俗代理人了。甚至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还会有一些这样的知识分子走到前台。例如姜尚、管仲、孙膑、张良、诸葛亮等。但一旦他们走进世俗，他们就不再是祭司，与祭司彻底脱离关系，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战斗。只有像张良那样功成身退的，才能重新回到祭司的行列。又例如范蠡，大约也是一个功成身退的祭司。诸葛亮本来也是有机会身退的，却由于刘备的死去而没能脱身。用这个假设来解释诸葛亮的“六丁六甲”和“木牛流马”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在祭司集团中也许存在一些秘密的科学。由于祭司集团认为这些科学不能随便流传到世界上，需要进行控制，所以只在某些时期会拿出来让入世的祭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