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辛亥’(一○─一九一二),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唐德刚细说辛亥四
(作者:唐德刚,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
大清帝国‘墙倒众人推’
旅欧中国学生,何必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于一五年四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梁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熟知一八年‘戊戌变法’彻底的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记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罢,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的‘租借’了九十九年。──时至一九九七,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他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围’;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lance of 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东亚病夫’这个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海珊小,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一八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糊涂的慈熙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些品质高贵、大义凛然底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辛丑合约’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这两个混蛋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帐而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满清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家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作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份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底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底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之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不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满清当道。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吴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五)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现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碱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和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说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一九○四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原有徐锡麟、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一九○四年五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细目,但是他们却组织了五六家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的。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或‘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何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的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二十世纪出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满清末年,中国运动的形式和性质。
驱逐满人、建立、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团体和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一九○三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二十二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留欧、留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的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简单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扳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救使得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了欧洲的香饽饽了。
佛郎、马克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辰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么、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舞青年。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加以他们又是富裕家庭出生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五十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名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也,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一条‘龙虎’。只是在一九○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凌空而降。他不管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个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骇世界的伦敦‘西安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击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M.D.学位的老留学生,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们,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平均地权’的老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先生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个老名字,而改用‘中华军’了)。
这时中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领袖,与英法政府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尚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作者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芗铭等四个‘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琪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给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鞑虏易驱 难建
一个‘开始的结束’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 tim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国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临时大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的第一任‘临时大’。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临时大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帝王,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头看去,‘辛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段历史,我们的执政党─国共二党的党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释。
官方的解释是根据‘总理遗教’的叫做‘尚未成功’。‘’怎样才算‘成功’呢?曰,‘三义’和‘五权宪法’的全部实现,才叫做成功。如此说来,则‘辛亥’只是个流产,因为它的果实被袁世凯等军阀官僚所窃取;被党内叛徒所断送,所以要继续,二次、三次到无数次。不达目的,不能罢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就取得了政权,建立了五院政府,应该是实行‘三义’的时候了。谁知这次果实,又被党半路窃去,所以还要继续下去,要以三义统一中国、建设中国。不达目的,则永远不能罢休……
对‘辛亥’的解释,则更为简单明了。他们认为辛亥只是个‘资产阶级的’。党的目的,是的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基本上也是的和假冒伪善的。算不得是个。因此这个资产阶级所制造出来的‘中华’,也只是阶级所控制的一个‘朝代’。一部‘中华史’也只是一部‘断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国’还是从所建立的‘’开始的。
其实从‘党史’的观点来解释‘国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为每个‘政党’,尤其‘政党’,都有其极其主观和排他性极强的意蒂牢结。首先肯定了一个意蒂牢结,然后再谈历史,这就不是‘以马拖车’,而是‘以车拖马’了。抽象的说,这就叫做‘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
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搞历史的人,随着潮流前进,然后回头追本穷源去看看,哪儿是青海源头?哪儿是金沙江、三峡?哪儿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然后才能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我们如果昧于极其客观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在想像中制造一条随自己意志发展的历史,甚至对未发生的历史发展,也根据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这就叫做‘实行某某主义’;主义实行得了,那是‘客观’与‘主观’的‘巧合’。客观与主观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触,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轻者误民误国;重者就伏尸亿万,万劫不复了。古人常说什么‘误天下苍生者,乃此人也。’一个大大小小的,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难辨认的。
再回头看看‘辛亥’吧。
辛亥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前者是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呢?简单的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词,便叫做‘现代化’。‘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其现代化的程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
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Republic)。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几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传统’(The anglo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一六)。自光荣到美国,他们大致挣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
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换成民权,自法国大(一七)到第三共和之确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挣扎了八十余年。
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苏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开始,中经列宁、斯大林将近四十年的-远甚于沙皇的,到最近的流产,和戈巴契夫自联共主席逊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进步到真正的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直到一九四五年战败,也挣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型来。
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进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做了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统爷也回来搞了几天。其外蒋毛二公也各做了几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毕竟不敢搞‘黄袍加身’。最近‘纽约时报’也把邓公小平封为The Emperor Of China。说句公道话,‘小平您好!’比蒋毛二公毕竟要多了,虽然他也搞出‘事件’的一大败笔。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对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哪能‘筑堤’呢?——‘社会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
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十年。这时限是先进国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
那末,‘辛亥’在我们这‘从君主到’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
曰,广义的‘辛亥’(一○─一九一二),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请读者诸位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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