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录取政策是十分重视的。根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的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曾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态度：“贡举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这就是宋代对于“官二代”的特殊“别试”制度的开始。
从公平角度看，宋朝在录取政策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倾向于选拔平民和庶族，这种趋势使得一般学子有更多机会出人头地；二是扩大录取名额，让更多人才能够被发现。
实际上，在宋朝建立初期，每年的进士数量并不高，只有一二十人。但当赵光义（太宗）登基后，他大幅增加了录取名额。在太平兴国二年的考试中，有109位进士、207位诸科及第者，加上特奏名和诸科赐同进士出身的人数共计500余人，这一成绩创下了纪录。
在这一次考试之前，赵光义曾说过：“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说明他选拔人才的心情非常迫切。当时参加应试的人数达到5300余人，而按照赵光义设定的10%左右的录取比例来看，这一年确实是一个比较宽松的一次。这一点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如薛居正等大臣认为，“取人太多，用人太骤”。
事实证明，即使如此宽松的录取标准，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学子和政治人物，如吕蒙正，他以第一名进入状元行列，而没有这些优惠措施，他可能难以脱颖而出。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的记录显示，此时进士诸科共有740多位，其中特奏名超过900余人。此外，还补录河北地区300多位及第者的名字，再加上从落榜生中再次选择500余人的情况，使得这一年的总共被錄的人數超過1300。
“特奏名”制度，是一种照顾长期未能通过考试但表现优秀的人才的手段。早期规定凡应试十五举以上未被录用的，可以直接获得本科出身，这是一种少见的破格处理，即恩准通过此项测试而直接成为正式官员。
由于其较为宽松的竞争环境，使得宋朝成为了中国古代最容易取得金榜题名的一个时代。在这种利好刺激下，全社会对教育、学习充满热情。据统计，在淳化二年的解试中，就有十万之众参加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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