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胡惟庸，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洪武三年，我被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七月，我凭借李善长的推荐，任右丞相，约至十年进左丞相。我位居百官之首。
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我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我先阅内外诸司奏章，对己不利者，辄匿不上报。各地喜好钻营、热衷仕进之徒与功臣武夫失职者，都争走我的门，馈送金帛、名马、玩物不可胜数。我甚至千方百计地拉拢因犯法受朱元璋谴责的功臣，以图谋反。此外，我还勾结中丞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等，让他们坐中书省阅天下兵马籍。这一切引起朱元璋的极大注意。
朱元璋从元亡的教训中深感臣下权力太大，将会导致“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他因此对各省权力机构进行改革，并令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这进一步削弱了中书省权力。不久，我之子驰马于市坠死于车下，我杀挽车者。但朱元璋仍然对此感到愤怒，将我抵死，不准以金帛偿其家之请。
洪武十三年正月，上疏告我谋反后，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等罪名将我处死，以及涂节和陈宁等人的同罪命运。在此之后，一系列关于我的所作所为，被揭发出来，如派林贤下海招倭；派封绩称臣于 元嗣君，请出兵为外应；令李存义说李善长谋逆；毒死刘基；收纳亡命等事，这些都成为株连杀戮者的证据，最终延续达十年之久，使得前后共有三万余人受到株连。而在这过程中，有开国功臣如李善长、大将军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也因为涉及到我的阴谋而遭遇不幸。
胡惟庸被杀后，由于过度扩张中央集权政策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关于胡惟庸案件本身是否真的存在叛国行为，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历史记载，其中明代史学家郑晓和王世贞都持否定态度，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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