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崇祯九年的岁月里，武举者陈启新以其深邃的见识和激昂的情感，上书皇帝，指出国家面临的三大病根。他的这篇上书，如同一把利剑，直指当时社会的深层问题。
首先，他批评了“以科目取人”的做法，这种只看外表、不问内心的选拔体系，让人才无法真正得到发挥。他说：“据其文章，孝弟悌与尧、舜同辙，仁义与孔、孟争衡”，这些道德品质是衡量一个人的根本标准，而不是仅凭科举考试就能获得高位的人。
接着，他分析了官员对待政事的手段：“恣其贪，任其酷”，即便是在处理政务时，也充斥着贪污和残暴。这种情况下，“前所言者皆纸上空谈”，实际操作中并没有按照理想中的方式进行。
最后，他揭示了教育导致的问题：“幼学之时，父师所教，则皆谓读书可致富致贵”，很多人学习只是为了功名利禄而非为国家服务。这让他感到：“故进步止知荣身荣亲，谁更思行其致君、之道哉？”。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对于当时社会来说，是一种强烈的批判。
陈启新的这篇上书，不仅反映了他对于时代的一种忧虑，更是一次对古代士人精神追求真理，不满现实弊端的大胆抨击。他的言论如同一盏灯塔，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为人们照亮了一条寻找真理和正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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