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被称作商帮。明清时期，中国大地上形成了晋、徽、陕、鲁、洞庭、龙游、宁波、江右、闽、粤十大商帮。
晋商和徽商兴起于贩盐获利之中，陕西商人也不例外。明代陕西行省包括甘肃地区，不仅地域辽阔，还囊括了明代长城“九边”的西段，而且关中八百里秦川又盛产粮食，使得陕西商人有了“输粮换引”的地理和资源优势。此外，为了安抚边外少数民族，明政府开放“茶马互市”的边境贸易，为陕西商人开辟了一条致富的新路。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也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因此鲁 商受儒家“重农抑商”文化影响很深。从汉始，“士农工商四民分业”，以农业为主，而将其他行业置于末位。因此，鲁 商既想赚钱，又不愿失去社会的地位，从而决定他们必然走上以末端（即经手商品）致富，以本土（即农业）守护之。
洞庭湖周围交通便利且物产丰富，是洞庭湖上的洞庭湖水交易中心，他们利用这些条件，将米粮与丝绸布匹等商品进行交换。这一位置使得后来的鸦片战争之后，在上海成为金融中心的背景下，洞庭湖水交易区发展出了买办业及银行业等金融实体，并逐渐转变为丝绸与棉纱等工业企业，从此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并开始向工业资本转变。
龙游是一个位于浙江省衢州府范围内，由常山县江山县开化县组成的地方性经济群体，它们拥有着广泛的人口流动和多元文化背景，使得这个地方成为一种国际交流点，这也促进了当时许多居民在不同领域进行投资并创造出新的产业机会，比如典当业务或矿产开发等项目。这使得人们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稳定的收入，同时也有战略眼光的人会把资金投入到手工业生产或者矿产开发项目中，使其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事业。
宁波作为一个海港城市，有着经营的地理优势，因而它吸引了大量从事海外贸易的人们。在清朝南方的钱庄正是由这批宁波人的力量所支撑，与北方的票号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传统金融系统中的两个支柱。而鸦片战争爆发后，当宁波见识到了新时代变化，便积极结合现代化生产技术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使得宁波成为国家著名的一个重要经济中心之一。
江右，即指居住在长江南岸地区的一些家庭，他们因为土地稀缺必须依靠经销来维持生活，所以自然形成了一种专门从事经销生意的手艺。当时甚至有人说：“无江(西)不成市。”同时由于官方对海外贸易实施严格限制，加强禁海政策导致私货市场非常活跃，因此闽南沿海地区许多企业不得不走私货物才能生存下来。而福建人民更擅长这种非正式交易，因为他们建立了一系列据点，用这些据点收购国内外货物，然后再销售，这样做能保证他们能顺利获取财富。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一些地区虽然因为不能适应时代潮流而逐渐消失，但有些区域，如广州帮，则继续保持其重要性。在近代最大的通航都会上海，其实力的巨大让广东同胞只次于宁波帮助这一奇迹发生。而随着时间推移，那些曾经强大的组织往往无法跟上潮流，最终消失，只有那些能够不断适应改变并不断革新自身策略的小部分幸存者才能够持续存在下去，并写下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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