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被视为至关重要。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忧虑，并决定召集所谓“势家子弟”进行单独考试。这一做法便奠定了宋代对于“官二代”的特权政策。
为了实现更大的公平，宋朝采取了两大措施：首先是倾向于录取平民和庶族，这一趋势使得普通学子的出路变得宽广；其次是扩大录取名额，使更多人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
实际上，早期的录取率并不高，每年仅有少数几十名进士被选中。直到太宗赵光义登基后，他大幅增加了录取名额。在太平兴国二年的一次考试中，共有500多人被录用，这一记录长时间未被打破。
在这一时期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赵光义表达了他对于选拔人才的紧迫感：“非敢望拔十得五，只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尽管当时参加考试的人数超过5,300，但根据赵光义设定的10%比例标准进行选拔，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对宽松的政策。
这种扩招政策最终证明是明智之决策，因为这次考试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官员和学者，如吕蒙正，他以第一名进士身份崭露头角。如果没有朝廷对于寒门子弟的特殊待遇，即使吕蒙正也难以脱颖而出。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的一次科举考试规模尤为庞大，其中包括740余人的进士及诸科生，并且还补录500余位落榜者。此外，还有一项特别的照顾政策——“特奏名”，专门针对那些连续尝试未能成功者的老考生，它类似于一种破格晋升，为他们提供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出路。
由于其较高的人才流入率，被认为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容易获得金榜题名的一个时代。在利好刺激下，当时参加解试的人口激增，有统计显示，在淳化二年的一个解试中，就有超过10万人参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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