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杨继盛是一个例子，他代表了一个现象——士大夫们虽然心存忠诚，但由于头脑僵化、教条化和片面观念，有时会导致国家失去解决问题的机会，给人民带来危害。明朝处理俺答求贡的事件，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俺答求贡失败
俺答汗是明朝中后期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他东征西讨，战功显赫，逐渐成为蒙古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盟主。自明朝建立以来，与北方蒙古族之间关系不稳定，南北贸易受阻。单一畜牧业使蒙古族陷入困境，而生齿日增，用度日增，无法独立生存，只能通过和平或武力手段获取物资。在北元瓦解后，他们丧失了中原进取雄心，对汉地唯一期盼就是物资。
对他们来说，“通贡”和“抢掠”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它们选择哪一种取决于成本效益最高者。俺答明智地作出了选择——求贡，如果求贡不成，还要来抢。在他当上“索多汗”并控制诸部之后，一次又一次伸出橄榄枝，但回答他的，却不是友谊拥抱。
嘉靖二十年秋（1541），俺答派使者石天爵“款大同塞”，正式向明廷提出通贡请求。他待命塞外，并做出了一些表示，如邀请边军官欢宴，将抢来的东西归还。此前犯过错误的人也被严惩。边臣建议同意通贡请求无害，只要不放松防备即可。但这次廷议结果被皇帝打回去，再议兵部调子180度转弯，大谈“虏多诈，其请贡不可信……唯以大义拒绝之，则彼之奸谋自沮。”皇帝龙颜悦意批示：“务选将练兵，出边追剿，数其侵犯大罪，绝彼通贷。”于是就有了下石岭关、掠太原杀死总兵丁璋等人的事，这是边患开始棘突出的表现。
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又宣布停战送使。大同巡守田绶得知此消息极为愤怒，“遂不待秋期，即以六月悉众入寇，大掠山西”。此后类似的事再重复几次，都是一种求而不得的心态，或许有人运气好能得到支持，但无论如何都过不了朝廷那一关。
终于，在嘉靖二十九年六月，被击败的大将张达副将林椿身亡。这时宣、大总兵仇鸾吓得惶恐，就用重金买断，让他不要攻打自己所在的地方，所以他移军东向进犯蓟镇，大破古北口军队直至北京城下。这是自开国以来第二次围城事件，而这次准备更糟，没有于谦这样的主持全局，也没有22万人保卫京城，只有5万人勤王前来。而著名奸相严嵩看到了这一点说：“败于边可隐，败于郊不可隐。”
节制诸路兵马的平虏大将军仇鸾对此心领神会，他带着远离蒙古军远远的放任他们四处抢掠，同时派人杀老百姓冒功，同时也有联络与俺答。“许贡市以自安”。但最终还是被迫撤退回到塞外。当时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极其愤怒，“遂不待秋期，即以六月悉众入寇，大掠山西”。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在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当时俺答派使者赴大同塞求貧行动中出现了一些小插曲，那就是从明朝叛逃白莲教徒肖芹引导下的部众侵扰了左右卫。对于这种情况，不仅未能停止马市，更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最终导致马市关闭，被视为反对通貧行动的一个理由。而这些经历，使得战争持续到隆庆四年的桃色事件之前一直没有结束。
最后，是隆庆四年（1570）九月的事情，把汉那吉因为美丽如花的一位鄂尔多斯三娘子夺去了过去爱慕之人，从而投奔到了明朝。这一事件成为了打开双方交流的大门，为实现长久和平创造条件。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原本坚定的反对声音依旧存在，他们仍然希望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维持现状，而非寻找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这些偏见，看清历史发展中的真正关键点，那么也许我们可以避免更多悲剧发生，也许我们的世界会更加和平宁静。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思考往往只限于书本上，而非生活中的真实操作。在那个时代，每个人都像杨继盛一样，在自己的立场上坚持己见，以为这是正确之举，但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以至于人们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历史会这样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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