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武五年的一个清晨，朱元璋正翻阅着《孟子》时，突然间，他的愤怒如同雷霆般爆发。他命令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中移除，并且严厉斥责那些敢于提出异议的人：“若有不敬者，以重罪论之，并命金吾射之。”这一消息震惊了满朝文武，他们都不知所措。朱元璋对《论语》情有独钟，对孔子怀抱深深的尊敬，而孟子则是以发扬孔子的仁义思想而被誉为“亚圣”，那么他为何会对孟子如此仇视呢？总结起来，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朱元璋个人的经历使他对文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朱元璋出身贫寒，从放羊到和尚，再到小军官，最终成为一国之主，这一切都是通过不断努力和奋斗完成的。他深知自己缺乏学识，没有文化背景，因此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控制文化。但是，他天生就对文人和文化持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即使在命令“制作均匀”的案桌时，也能看出他的态度：认为文人顽固，不愿意改变。
其次，是因为孟子的“民本”思想让朱元璋感到极度不适。在儒家思想中，孟子提出了“民贵、社稷次之、君轻”的观点，即人民的地位高于国家利益，更高于君王。这与孔子的“仁”相比，“仁”更多指的是对民众的爱护。而对于如何获得天下的思考，孟子认为，只要施行仁政，为人民服务，就能得到天下。如果做得好，可以收获百姓的心；如果做得不好，则应避免给他们带来痛苦。
在《离娄下》的篇章里，孟子明确指出：“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表明，在孙家的眼中，无论是亲近还是疏远，都没有绝对权威，只有人们是否受到了保护和关爱决定了他们是否忠诚。如果某个领导害怕百姓，那么即便拥有江山，也应该被推翻。这种说法直接挑战了皇帝至上的传统观念，使得朱元璋更加恼火，因为这直接削弱了他的权威。
由于自身缺乏学识，又加上根植于骨髓中的文化嫉恨，对知识分子的敌意自然更胜一筹，所以当他看到这样的言辞，便立即下令将孟子的牌位撤出文庙。这场风波虽然最终平息，但它揭示了一段复杂历史背后的冲突：政治权力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个人经历如何塑造一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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