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武五年的某个日子里，我翻阅着《孟子》时，突然心中大怒。随即我命令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移走，不准与孔子同祀，并且严厉地斥责说：“若有人敢于谏言不敬，定当处以重罚，并命金吾卫士射杀之。”得知此令，全朝文武官员都惊惶失措。我对《论语》情有独钟，对孔子极为尊敬。而孟子作为发扬孔子的仁义思想的“亚圣”，为什么我会如此憎恶他呢？归根结底，是由两方面原因所致：
首先，我个人经历使我对文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我出身贫寒，曾放羊、做和尚、任小军官，最终一步步登上权力的巅峰。深知自己是武夫，没有学问，如果要统一文人的思想，巩固统治，就必须从文化入手。但天生对文人、文化有一种抵触，从骨髓里看不起儒生。如我命令“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习案座，都用独木制作，以免他们顽劣，使之坚硬，不破坏我的案桌。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文人在我眼中没有位置可言。
其次，孟子的“民本”思想让我感到极为棘手。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人民的地位、高于国家利益，更高于君王。这意味着君王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应该服务人民，为江山社稷着想，与孔子的提倡的“仁”相比，“仁”的含义主要针对的是民众。如果天子想要得到天下、保住四海，就必须施行仁政，用爱护人民来换取他们的喜爱。不强加给人们让他们厌恶的事物。
在《孟子•离娄下》中，他阐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就是说，在孟子的眼中，君臣关系是相互依存，没有绝对的权威，只有能保护百姓的人才能称王。如果残害百姓，那就是孤家寡人的话，这样的主张是不配得到天下的，即使得到，也应该被推翻，如周武王推翻殷纣王一样，是为了除害。在这个意义上，不主张效忠单一的人，而是告诉国君应该怎样做，不应该做什么，这彻底激怒了一个原本流氓无赖后来坐上了江山的大明太祖朱元璋。
再加上他由于自身文化上的劣势，对知识分子形成了先天嫉恨，无怪乎要把孟子的牌位撤出文庙了，因此发生了开头那幕事件。不过，由于孟子毕竟是一位圣贤，被儒生奉为心中的圣人，他们自然不会让皇帝玷污他，所以就找到了一个借口。
第二天，他们向朱元璋汇报，说夜观星象发现文星暗淡，有异象。这点迷信自然触动了皇帝的心思，他立刻想到可能因为排挤了 孟 子 的缘故，便只好无奈地恢复他的牌位，但并没有停止追求控制教育内容的手段：删书，将三分之一左右关于 孝经 的内容删除，可谓是在进行一种思想性的腰斩，其手段确实不可否认地狠辣。此举既表达了一种政治上的恐惧，也体现了一种文化上的力量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