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中国历史人物故事的百篇之中,我们有幸遇见了王夫之,这位史学巨匠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深邃的思想,还有他独特的史论研究法。他的《读通鉴论》、《宋论》、《春秋家说》、《春秋世论》和《续春秋左氏传博议》,都是基于对整体中国史进行研究而展开的思考。
王夫之深知,明朝覆灭清朝兴起之间,隐藏着宝贵的教训。他因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情感与使命感,将治史视为济世救国、经世致用的重要途径。在完成《读通鉴论》的过程中,他对自己的写作目的与方法进行了剖析:“编中所论,推本得失之原。”他追求的是“推本得失之原”,即寻找历史发展中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注重如何从错误中学习,以便于后人。
王夫之认为,最关键的是要理解为什么会“得”到什么,以及为什么又“失”。这也是他个人在研究历史时所追求的一种状态。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六))
在他的作品中,他总是力求找到这些“枢机”,通过辨伪、考证、综合与归纳等传统方法,并结合移情、心理学和心态学等新颖手段,大大拓宽了传统史学研究范畴。这一做法,使他的工作超越了一般只就事论事的文人,更接近于一种全面的、系统性的认识。
在《读通鉴论·叙論末》,我们可以看到王夫之一贯流露的心性:“引而伸之,是以有論;浚而求 之,是以有論;博而證 之,是以有論;協而一 之,是以有論。”(《讀通鑑論·叙論四》第956页)这里,“协而一”意味着将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从一个整体上去理解,这正是王夫之一贯主张的一种观点。
同时,在分析某个制度时,他总是试图从不同的历史时期来勾画其轨迹,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以此寻找其中规律和趋势。这一点体现在他评价帝王、大臣以及孔孟周公这样的名士时,他们被置于同类人的框架内进行评估,如唐太宗与汉文帝、景帝并列,以及盗贼与夷狄相提并言——这种分类反映出他对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一个全面的看法。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将心理学应用到了历史研究当中。他认为,要真正地理解过去的人们,就必须设身处地地成为他们自己,对他们生活中的忧患共鸣,让自己的心灵融入到那些古老时代的心灵世界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触及那些古代人物的心理状态,与他们产生共鸣,从而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也更好地指导当前社会的问题解决。
综上所述,王夫之利用自然环境作为背景,将自身融入各种复杂情境,即使是在遥远过去的情况下,也能敏锐捕捉到每一个细节,不断探索中华五千年的丰富文化遗产,为后人提供宝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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