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史论研究法探究中国对元朝的认可自然中的历史考量

王夫之的史学研究法探究中国对元朝的认可：自然中的历史考量

在王夫之的著作中，特别是《读通鉴论》、《宋论》、《春秋家说》、《春秋世论》和《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中国史进行整体性研究的重视。他的目的是追寻历史根源，而在具体方法上，他不仅采用了辨伪、考证、综合与归纳等传统方法，还广泛运用了移情、心理学和心态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将历史环境与人物意境结合考察的大胆尝试，这些都大大超越了传统史学的一般方法。

明亡清兴时期给予王夫之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时代感与使命感。他认为治史应济世救国、经世致用。在完成《读通鉴论》的后续思考中，对自己的写作目的与方法有一个深刻剖析：“编中所论，推本得失之原。”“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而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κ之者也。”(《读通鉴论·叙论四》第956页)这是关于历史研究关键点“推本得失之原”及“获得救失”的重要阐述，这也是他个人的研究目的所在。

他还曾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不只记载徒繁，有经世大略无著，以后人欲得事业枢机效法无由，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論·卷六）这表明王夫之要寻找“得失之原”，要明白为什么会“得”，且从哪里得到？又为什么会“失”，以及如何去“获得”并如何去“救损”。这正是王夫之比一般就事论事的史书更高出一筹的地方，也是它超越传统史学的地方。

在《读通鎮論 · 叙论末》中，王夫之对自己的史学研究有过一个总体概要： “ 引而承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资人通是以有论 ; 道无方，而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 ( 《读通鎮論 · 叙论四》第 956 页 ) 这意味着自己写作以达到系统化，并按照有方有体进行分析，使万物按照自己的设置好的规律运行成为了一个具有内在因果联系和系统性的整体。这就是 “ 道 ” 与 “ 方 ” 的总体精神规划下的 “ 体 ” 与 “ 方”。

至此，我们看到了王夫之一贯性地运用的整体观念，即通过对整个历史长河中的事件进行宏观分析，从而理解单个事件或制度，并将不同或相近的事实联系起来构建完整的人类文明。这种全面的视角使他的工作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判，并因此成为后人学习古代智慧的一个宝贵资源。

然而，在讨论文据时，由于是基于个人经验和理解，所以不能避免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正因为这样，使我们更加接近真实的情景，与那些过往时代交汇，使我们能够从更深层次上理解过去的人们的心理活动及其背后的社会背景。此种方式，让我们的认识更加贴近当时真实的情况，更接近他们当时生活中的真实面貌。而这一切，都让他的作品成了不可多遇的一笔宝贵财富，为后来的每一个人提供了一扇窗口，让人们能够走进那个遥远年代，那里的风云变幻，每一次呼吸都是那么生动鲜活，就像发生今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