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夫之的史学著作中,史论研究法占据了核心地位,他的《读通鉴论》、《宋论》、《春秋家说》、《春秋世论》及《续春秋左氏传博议》等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研究方法。王夫之的史学重视从整体角度分析中国历史,以追求历史根源为目的。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不仅采用辨伪、考证、综合与归纳等传统手段,还融入移情、心理和心态学的探究,以及将历史环境与人物意境相结合,从而超越了传统史学的一般模式。
明朝灭亡清朝兴起的历史教训激发了王夫之强烈的危机感、时代感和使命感。他将治国理政与治史相结合,将其目的定位于济世救国和经世致用。完成《读通鉴论》的后,他对自己的写作目的与方法进行了一次深刻剖析:“编中所论,推本得失之原。”他认为,通过对得失原因的探讨,可以更好地理解并从中汲取智慧。这也正是他的个人研究目标所在。
对于“推本得失之原”,王夫之指出,“其得也,而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而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此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κ者也。”这表明他对于“推本得失”有着极高要求,因为这是他个人的学习和实践经验所需,也是他的治国理政愿景所依赖。
在《读通鉴论·叙论四》,王夫之一针见风雨,对自己撰写史书的心路历程做出了总结:“引而伸之,是以有言;浚而求 之,是以有言;博而证 之,是以有言;协而一 之,是 以有言。”这里,“引”、“浚”、“博”、“协”,都是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点,即要让自己的观点能够得到普遍认同,让自己的理解能够成为全社会共识。
在《黄书》和《噩梦》的文章中,尽管文字简短,但涉及范围广泛,从经济到财政,从军事到司法,这些内容都反映了他整体性研究法。在这些文章里,他试图寻找一种规律或趋势,使所有事件都能被整合起来,这种整合方式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框架,用来评估不同时间背景下的各种行为,并根据这些评估来提出指导性的建议。
除了这种宏观上的系统性思考外,王夫还注重细节分类分析。他会根据一定标准把不同的事件分门别类,比如帝王、大臣、中立思想家,或是在特定时期中的某些人或事物。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每个部分如何互动,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结构。
最后,在心理层面上,王府使用一种特殊的心理移情技巧,他会设身处地为古代人物置身当时的情境下思考,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他们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种方式使他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那些古人,他们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决策背后的逻辑。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称赞他的工作具有前瞻性,因为它不仅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方式,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新的批判工具,让我们能更客观地评价过去的人们及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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