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溯明朝人殉制度的历史背景时，我们不可忽视一个关键点——明初帝王对传统文化与理学思想的接受程度。《沈氏日旦》这部著作提醒我们，嫔御殉葬是“夷俗”，而这种习俗在元朝已经流传至中原地区。然而，明朝重新启用这一惨无人道的制度，与其说是完全出于对蒙古和其他游牧民族习俗的模仿，不如说，是理学思想深刻影响下的产物。
程朱理学强调忠孝节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夷习华夏”的界限变得模糊，而理学要求每个人都能达到圣人的境界，这种高标准自然也推动了对于死者陪葬人员数量和品级的严格要求。明太祖朱元璋虽然被后世文官称为仁孝贤君，但他的治国之道并不仅仅局限于民生工程，他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制度以防止宫廷内乱，如《祖训》的颁布等。
这些措施显示出朱元璋对于历史教训尤其是女宠、宦官、外戚乱政问题有着深刻认识。他通过限制后妃的地位和权力，以防止她们参与政治，从而减少宫廷斗争导致的一系列悲剧。此外，洪武初年他就开始修订女诫，以确保家庭秩序不受侵扰，并强调家长教育子女应遵循谨慎夫妇之道。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即使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朱元璋本人决定三十八名宫妃殉葬，也有充分理由认为他在施行这一恶法方面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这一制度随后的延续并非一次性决策，而是一种逐步演变的情景，其中各位继任皇帝似乎只是顺应先辈们留下的旧制，无需过多考虑或改变。而这样的现象，或许正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传统文化与理学信仰所持有的坚定态度，以及他们如何将这些价值观融入到生命终结仪式中的复杂情感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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